民意变迁的两个轮回
作者:王思睿
过去的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中国的民意也经历了两次轮回。第一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不满的积蓄,终于爆发了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比上一次长,不满的积蓄或许还没有达到1976年的程度,但已经过了1971年那道坎。一般民众的满意或者不满程度,受“主义”的影响较少,主要还是源于切身的感受。民众的感受,可以从温饱(到富裕)、安全、公平、自由四个方面来解析。
(一)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种广义自由观,他所谓“不虞匮乏的自由”,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满足,可以视为是大致同样的意思。
毛泽东掌权初期,国人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曾获得过广泛好评。但是好景不长,从农产品统购统销开始,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就停滞和恶化了。在整个毛时代,人均消费水平以1956年为顶峰,而这一年的水平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最好的1936年。横向比较,1936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2.8倍,1950年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14倍。以上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人均GDP差距的扩大就不必说了。
现在有些年轻人津津乐道毛时代的经济统计数据,认为比1978年以后并不逊色。他们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1958年毛泽东亲自鼓吹“三本账”之后,统计数字就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筋。1958年的粮食产量,当年公布的数字是7500亿斤,第二年调整为5000亿斤,实际上还不到400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已经公布的预计产量是1050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1960年的粮食产量,进一步降至2870亿斤,当年的人口统计减少了1000多万,从此,毛泽东决定不再公布各项统计数据。后来,恢复公布了一些经济增长率数字,譬如说,1966年的农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多少,但不公布绝对数字,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这一年刚刚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实现了城市化;台湾和韩国随后不久也实现了城市化;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停滞了整整二十年。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笔者作为插队知青,知道许多农民在扣除口粮和柴草后,就没有任何货币收入了;也知道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家人伙用一两条裤子,更不可能有其他的消费。城市化水平和恩格尔系数是两条关键性的硬指标,是不可能用“增长率”的神话来掩饰的。此类的指标还有很多,譬如说,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平均4.3平方米。
毛泽东的体制和政策没有给国人提供“不虞匮乏的自由”,多数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多数市民的生活在二十年中没有提高,这是国人唾弃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强烈要求体制变革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增长到2007年的45%,如果包括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增加;中国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7年的36.3%和43.1%。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也是在其他几个方面民众满意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邓氏“改革”路线仍然能够勉强撑住台面的原因。但是必须指出,从民富还是国富的角度来观察,1990年代以来有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对于民意的变迁有着显著的影响。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1990至2005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2006年,广东省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38.7%,上海市为36.2%,山东省为34.4%;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据稳定在60%左右。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比重降至10.8%;到2006年又上升到19.4%,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0%之间。财政支出的变化曲线基本上是相同的:从1978年的31%至1994年12%;再到2006年的20%,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也远远超过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