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张军，1963年出生。1992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 和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后。先后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等处任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2006年入选教育部“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研究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等。代表作有:《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2003）,《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等。并发表有数十篇研究论文。本文系作者2008年12月20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白云国际论坛”等处发表的演讲,经录音速记整理成文。

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辩护

作者:张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多次到国外国内参加会议，其中讲了这个题目。今天，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总体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首先我们来看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大概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图，把中国的增长放到了东亚经济、亚洲技术的经济，当然里面也包括了特别发达的美国和日本。这个图为我们看待中国的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当我们在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时，有必要把中国放到更大的经验范围里面去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对不对？有什么问题？不仅要看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增长带来什么问题，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与其他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相比，我们看看我们在一些方面是不是比他更过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好的图。它至少揭示了两个特点，一个是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这是纵轴的指标，横轴的指标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在GDP当中相对的比重。这些基本上可以涵盖我们目前理解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这是另一张图，它是用支出法来核算的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右边的坐标刻度和左边不一样，主要是为了显示贸易余额所占的比重，这也是当前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媒体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GDP的分配里面，好像消费的占比是有所下降，这是很多人关心的，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要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辩护？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这个问题在94年后始终引起国际上经济学家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有没有增长这样快？这个实质意义上的增长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延伸到增长的持续性的问题。第二，我们对这个增长模式的批评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是可靠？有没有统计的基础？这个统计有没有问题？第三，很多人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快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指标，这些指标非常的独特，可是如果你要是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去看，你会发现如果中国经济如此独特的话，这个经济基本上是不可能持续到今天的。所以一个问题必然是，我们的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是与众不同的？是独特的？

    现有对经济增长的批评有许多，比如大家都会批评我们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积累的特征，大家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增长的源泉。还有，很多人批评，我们投资过多、消费占比过小、过度出口和外部不平衡、贸易条件恶劣等。

    我想，看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碰到统计的问题。前不久我评论蔡访演讲的时候，蔡访在演讲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世界银行有两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如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在统计上，中国经济往往会显示出很多与众不同的特征或者困惑，其实很多困惑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统计的落后。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生产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不生产数据。意思就是说，我们数据上有很大的问题。用这些数据我们做研究就可能导致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独特的现象。我没有时间把统计的问题一一展开，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在统计投资的口径上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看西方很多国家关于资本、关于投资的数据就明白，资本都是用微观的资本支出、设备投资的支出来核算的，在中国总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样的概念，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跟我们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投资是有关系的？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我记得05、0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曾经我到江苏调查，我到江苏的两个市，他们的市长告诉我，其实在固定资产统计上有很多的水分，尤其是涉及到房地产部分的投资水分非常大。他们感觉，那时候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该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统计报表上反应是4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还有是投资价格指数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消费价格指数的横向对比，这个问题其中没有解决。我看到EDCC上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的CPI始终是用时间序列，比如我们不知道贵州消费品的价格和上海消费品之间价格的区别，这就涉及到你怎样用价格指数的问题。收入数据很模糊，就业数据刚才袁教授也讲到了有很多的问题。

    给定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的结果到底反应了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本很低的国家，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源泉，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没有恶化的趋势？中国实际的增量资本产出比有没有显著的上升？

    摩根史丹利的罗奇说过，中国GDP增长的一个最大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50%并且以30%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在过去10年没有高于10%的增长率？ 两个可能的答案：数据错了；或者增长的太糟糕了。我们相信哪一个？我认为问题主要可能是在投资的数据上。

    梁红在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当中讲到，中国宏观数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高估投资、低估消费，尤其是90年代以后，居民住房私有化在统计上总是把居民购房支出简单的算为投资而不是消费，因为90年代才出现住房私有化的现象，大多数的老百姓购房了，这必然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区别。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简单的给出答案，我们应该做更多的研究，至少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到底中国的投资是不是太多？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例总体还是非常低的。高盛的研究也发现，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如果真的要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所得的话。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21:18 编辑 ]

杰亮

关于投资回报的问题。我在这里也做过一个报告，投资回报的问题在05年世界银行有报告，专门估算中国的投资汇报率。我的看法，如果把中国放到更多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中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好的，而且没有持续恶化的现象。如果你看中国的Y/K比率，94年后这个比率是持续上升的，这是反应中国经济整体的资本回报，应该表现是不错的。这是他们做的一个研究，78年到05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这个回报是非常高的。如果用各个省的数据估算，中国的投资回报在各个省之间的差距是在逐步缩小的。大家都谈论中国的地区之间有差距，但我们也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的、有收敛。

  第三，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我其他的就不说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生产率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率增长的持续性本身决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像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是60年代人均增长很大的国家，现在被亚洲四小龙甩在后面。后来的研究，菲律宾、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后面的增长之所以停下来，和他的民生政策有关，后来过早走向民生。

    我最近和陈诗一用行业数据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显示，从82年我们看到TFP的增长率一直非常好，尽管有些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但是总体上这个模型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我们把很多对TFP的研究拿过来，我们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放在一起，你会发现TFP在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中国好于亚洲四小龙。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研究，如果你把企业盈利的贡献因子做分解，即使原材料价格在上升，但是中国单位劳动的成本是在下降，单位劳动成本就是他用工的成本，工资被产出去除，就是每小时的工资被每小时的产出去除，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的劳动成本在上升,但生产力增长更快，我仍然是有竞争力的。中国在这方面，我们大概企业的情况是明显表现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趋势。如果把我们的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因子拆开，TFP贡献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前面的几位教授也谈到我们的结构变化，结构变化始终是我们增长里面的一个源泉，中国经济不仅总量在提高，而且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国是大国，也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始终存在差距的国家，这些差距导致我们要素的配置，无论是资金无论是劳动力，始终在朝着市场定的方向不断的改善配置的效率。这一点，我想我们在研究、观察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要始终牢记，结构是否在变化？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结构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生产率改善的重要源泉，1/3来自结构的变化。这个数据显示了按所有制来拆工业增加值的情况，显示出结构的变化。再比如我们看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之间、所有制之间都有非常持续的要素配置的改进，农村就业人口的变化，这个潜力还是很大，如果和东亚经济相比，中国的农业人口要转移出来的规模还是很大的，我们相对的比重可能还会进一步持续的降低，这都是需要我们依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解决就业结构的矛盾。关于出口，刚刚华民教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和他基本类似，我不同意把中国简单定为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我觉得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的关系在中国是双向的。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来讲，中国很多方面按照可比较的指标，把中国和东南亚很多经济放在一起，中国很多指标上都不是很特殊。外资现在7800亿，分摊到人头上还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你有这么大的出口规模，但是按照单位的度量标准，你仍然不是特殊的，甚至在很多方面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来说，中国很多方面按可比较的角度，比东南亚、比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指标还低。我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能简单的看总量，你要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当中比较，中国要与其他的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做对比，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指标。我相信，这个单位度量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我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其实是很乐观的，并没有那么悲观。存在这些批评，很可能是因为你做得太好了，中国人比较谦虚，所以更多地去批评它，只是希望我们做的再好一些。事实上，如果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放到一个更大的跨国经验的范围里面，你会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并不太糟糕，并不特殊。94年以后中国的增长非常重要，94年之后的增长才彻底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面貌。我认为中国的增长是可靠的，稳健的，有激励基础的；

    中国促进增长的体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较少受到保守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国在1994年之后形成的增长模式包容了市场经济和东亚经济的增长的优点；基本避免了“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陷阱；中国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分享了国际贸易的好处；在很多方面中国不是一个在增长和发展方面特别独特的经济，具有大多数成功经济的正常表现。

原载:「搜狐博客」(2009年1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11:20 编辑 ]

杰亮

中国经济30年回眸

—在东京日本经团联的演讲—

作者:张军

在《远东经济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瑞银集团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以如下段落开头：“如果你想知道世界怎么看待中国经济，最好的方式是去了解知名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在看什么书。过去一两年，跨国公司经理们应该看过的是那些很有影响的中国经济的书目。其中四本在目前畅销书单中名列前茅：Joe Studwell 的《中国梦（China Dream）》，Tim Clissold的《中国先生（Mr. China）》，Ted Fishman的《中国公司（China Inc）》及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所有四本书都谈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这样运行？什么导致了中国的增长？”不只是记者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充满好奇，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也着力去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在第一阶段，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大多探讨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渐进转型路径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中国成功避免了经济崩溃。

　　近些年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经济学家们大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让经济学家对增长的源泉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更多其他因素越来越好奇。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增长）寻找新的概念框架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目光。

　　现有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关注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一些人进行增长核算以追寻增长的源泉，还有一些人进一步去观察推动经济增长背后政府的角色。我的演讲基于这些研究并特别关注增长动力学的制度性根源。因此，我特别地看重增长中的政策、策略以及政治治理的演进，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政治的现有体制。

　　欲速不达的经济发展:1949-1979

　　让我先做一简单回顾。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目标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当时的领导人认为选择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可以达到这一目标。重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资本稀缺，于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调动资源的能力。

　　然而，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当时的中国资本供给十分稀缺。中国与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要获得必需的资金、技术与设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的重工业主导战略实际是违反自己的资源禀赋的。中国不得不压低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价格减少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低利率政策被用于确保重工业在低成本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为确保必需设备的进口，政府高估了本国货币，并对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干预。由于经济募集资金的力量薄弱，政府被迫采用低税率政策，并制定低的名义工资以确保劳动力廉价。低名义工资的结果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价格也必然要压低。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信用、外汇、原材料、农产品及各种生活必需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宏观上建立了一套资源配置的计划机制。

　　

1979年以后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农业改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根据家庭人头数把土地使用权分到各户的经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被中央文件正式确定下来。在1981年左右，党号召在大多数农村引入这种家庭生产模式，放弃原来的生产队模式。在1980年至1985年，农产量年均增长8.2%。世界银行认为农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由1978年的29％增加到1983年的37％。

　　工业改革和工业发展

　　中国初始改革努力是试验性变革，目的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这导致了渐进与不平等的制度变迁。工业是改革问题的中枢，对本国工业重组的改革与物价、银行、财政、社会福利及研发等其他各领域改革紧密相连。中国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的“条块分割”条件决定了改革必然以将各项改革的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而完成。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12: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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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重要的改革在1980年左右实施，它包括体制内增强绩效的试验性步骤，第二套措施于1984年开始，以两项制度上的创新为中心：双轨制定价与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运行环境的影响被归纳为三类：自主权，激励与竞争。虽然这些改革的目标并非有意把企业推向市场，但实质上存在这个效应。非国有企业也同时经历了大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部分。它在国有企业不能覆盖的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填补了商品和服务的空白；也为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为私人储蓄提供投资机会，抑制了通胀压力；并且，它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健康的竞争，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工业改革中最大的不足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落后。治理结构的建立需要时间，即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要把企业真正交给有能力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融改革

　　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获得更有效积聚储蓄与分配可投资资源的方法。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的自由化和信贷控制的放松都是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手段。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增加银行间的竞争从而增加它们的效率和改善银行管理。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的业务被中国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取代。九家全国性和区域性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相继建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但有许多业务限制。利润留成和利润亏损合同制度使国有银行对财务收益与损失更负责任。

　　四种类型金融市场也发展起来，其中之一是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利率有所放松但金融中介的角色仍然受局限。中国的对货币间接控制的经验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实际自主权的缺失，最终硬化了银行的预算限制，货币工具的有效性也受到局限。银行在分配金融资源上的缺陷和低效率也没有根本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膨胀和商业周期与银行的行为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很少有证据显示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提高了投资效率。比如，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银行的坏账也不得不靠挂账和其他非常规的方法来处理。金融改革停留在表面的地方很多。治理模式的转变还没有实质性的成就。

对外开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6年。当时欢迎FDI但同时高度管制。FDI在投入、产出、定价及金融决策的权利都被严格限制。第二阶段从1986年开始，政府干预减少了。新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激励，通常有免税年数和基础设施补助等形式。第三阶段从1992年开始，伴随着更多优惠。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FDI接收国，FDI为中国的资本形成、收入、就业及出口增长做出了正面的贡献，也为地区的工业化做出了贡献，但与本地企业联动有限。向中国转让了许多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机器设备、人力资源和管理上的冲击。

　　改革的演进性质

　　与俄罗斯和东欧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改革并未一夜取代旧的经济体制，而是帮助旧经济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变革。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战略包括：

　　（1）价格双轨制：高于配额产量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而言，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

　　（2）增量改革：自由化仅允许新经济（部门）的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

　　（3）试验性改革：改革方案一般不是中央政府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广泛实施的。改革是试错方式下运行的。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但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并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改革方案经常被修正以适应各地情况。当地方政府抵制某个自上而下的方案时，中央政府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

　　（4）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与俄罗斯相比仍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告诉我们，微观激励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

　　（5）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是中国实现30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12:07 编辑 ]

杰亮

总之，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更好地建立了制度/激励的条件以驱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把价格搞对似乎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经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建立了一套协调和激励机制，该机制在市场制度最终建立之前看起来是非常必须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

　　过去20年，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投资－储蓄型的，投资/GDP的比率高而且资本－产出比率或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不断上升等。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率在过去三十年上升很快。投资率从1980年的20％上升至2003年的47％。高于日本及美国在类似高增长阶段时的投资率，也远高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在中国，时至今日，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没有完全主导，但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在不同经济类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比例没有下降，1980年至2000年仍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1.25%和14％。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数年份只占10％以下。1980年至2000年中国平均投资率大约为30％，公共投资占GDP比例（主要是国有与集体投资）大约为23％，高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1966年至1998年的情形（9.1%与10.6％）。这些都帮助我们理解改革时期中国增长的本质与模式：投资在驱动高速的产出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与韩国和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TFP）增长相对更好一些，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为三分之一。中国高投资率是由高的国民储蓄融资的。但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国有高得多的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

　　增长的政治学

　　中国拥有较高的投资/GDP比率不能简单地用高国民储蓄率解释。事实上，许多发展中经济经历的是缺乏投资的痛苦，尽管储蓄率并不低。例如，印度比中国的投资率低得多并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一些享受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仍然是个大问题。

　　经济学家一直相信保护私有产权是保证储蓄－投资转化的关键。这个理论没有错，但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不能不相信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这些制度是相对不够发育的。中国也没有演进到政治学所强调的民主联邦的政治框架。中国经验展示的是另一种保持和推动市场开放的承诺与执行机制，并逐步获得了更有效的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与治理。

　　印度外交部高级官员Rajiv Sikri先生曾总结过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成功的特征。他说：“首先，印度经济是在民主、联邦框架内增长的，这使增长的共识难以形成。其次，本地私人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印度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国家内产生的，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这番话确实刻画了中印经济增长的不同制度背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放弃了大部分中央计划体制并转变到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并在政治体制内自上而下地实施。为了完成增长目标，党和政府不得不小心地寻找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协调机制。

　　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在政治体制框架内首先引入了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但这样的财政分割或“财政联邦主义”是在垂直的政治集中体制内实行的，这保障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这种政治集中与财政分权的结合创造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内置动力。地方官员对政治仕途的追求是通过实施资本形成计划和增长目标而实现的。导致的动态结果之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招商引资、对基础设施连续的更新和建设以及对产权的保护。许多研究发现，在其他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那里，政府支出/GDP比率通常与GDP增长率负相关，而中国则把政府的规模与维持市场发展和刺激增长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12:07 编辑 ]

杰亮

　　许多经济学家对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充满兴趣。在印度，经济增长本质上是英语资产和人口红利的结果。在印度，政治与经济也分不开。印度政府常常要去保护而不是去改革传统的和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部门。另外，印度经济的工业化和结构变化比中国慢得多。加州伯克利大学的Pranab Bardhan教授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有经济上的分权，但是分权本质却不同。在印度，地方层面采用正规的选举形式，但地方政府仍很少获得实际管理权力和对财政收入的分享，地方官员经常截留上级政府的资助项目。在许多邦，上级分配的针对穷人的资助因地方势力和官僚共谋常常被转到了非目标群体。中国则不同，地方层面的党委和政府有着实际的权力并拥有地方的收入来源，这促使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起主导角色。与中国的乡镇企业（到上世纪末）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本地商业的发展通常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议题。

未完成的改革

　　尽管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不相符，中国经济却仍然运行得十分出色，这成为一个谜。主流经济学家强调从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应当是快速完成的，不能演进；除非完善的私人产权制度已经确立，否则企业并不会对市场信号作出令人满意的反应。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中都不存在对私有财产权的透明的立法保护。价格改革同样糟糕，甚至到1990年，以自由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价值不超过一半。

　　这样的混合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却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在出口和实际产出增长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人们实际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没有复制任何模式，只是逐步放弃了限制其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中国在进行渐进式经济改革之初就确定了增长目标，改革并没有替换其原有的制度，而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因此，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有助于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依赖了原来的政治资产，但却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的转型。在政治层面，邓小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倡导的建立专业化和年轻化的精英官员队伍的尝试成就了更多技术官僚，与东亚经验非常吻合。不同的是，中国的官员和地方政治更具竞争性。这是因为政治体制与财政分权形成的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相类似。基于业绩的奖惩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机构成。政治上的集中保障了中央有更多的权力去更有效实施发展政策并奖惩地方官员。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发现，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关键是要弄明白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治理为什么会服务于增长的目标。财政分权、向上负责的政治、标尺竞争、政治锦标赛，这些概念勾勒出了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而这个转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公司治理模式引入了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中。与印度的联邦体制相比，中国的政治更容易诱导出经济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带有相应的政治色彩。比如，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官员的仕途有高度的关联；增长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持续扩大；增长多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城乡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增长的空间是靠不断的土地批租实现的，不断与城市百姓和农民发生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上的利害冲突等等。换句话说，高速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越来越显著。

　　接下来中国正在进入的时期无疑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转型体制如何对社会多元的利益做出有效反应和治理？在增长目标不再被社会一致接受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近期的经验表明，中国正处于实施经济增长目标与转向更多的分配政策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由经济增长而导致的更深层面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会在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物权）方面加快制度的变革过程。中国也会宽容和加快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部门来治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许多成功经济里面的经验和制度就必然需要更多地借鉴和学习，这要求中国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本演讲稿系高远根据英文稿翻译并改编而成)

原载:「解放日报」(2007年5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3 12: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