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作者:秦晖
【编贴者按】
这是作者秦晖2008年11月14日在由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和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秋风「财富与伦理秩序」、陈明「儒家思想与宪政精神」、刘军宁「先知关天意 帝师妒道真」、贺卫方「无法之法:传统与司法改革」、冯兴元:「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发展模式的演化」、资中筠「制度与文化」、夏业良「自由主义PK专制文化」等学者。秦晖在发言中认为:西化的人比儒家还怕法家,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法家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反对自由主义,它是以“惟齐非齐”为逻辑起点,即从不平等走向平等;自由主义相反,他们表面上大讲平等,但是由于社会系统的正反馈效应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巨大不平等,实际上是从平等走向不平等。
夏业良: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中外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了!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北大来参加这样一次研讨。
今天的会议名字是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其实更多地是想从思想、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层面上展开。很多学者,还有朋友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座很多学者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今天因为一整天的会议,上午有四位学者发言,下午有四位学者发我言,我现在把已经到场的学者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主席台上准备演讲的这位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教授,这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教授;这位是著名学者、评论家秋风;这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这位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下面请秦晖展开他的演讲。
谢谢,原来我讲过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是晚清以来西儒关系之演变,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我只讲前一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们讲传统也好,现代化也好,本身是一种话语,而这个话语是表达某种意思的。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讲,这里有所谓“能指”与“所指”的距离。这个话语能表达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人讲过一句话说西方所有人都声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儒家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历史上讲儒家的人形形色色,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往往也要比儒与非儒更大。因此,我觉得索绪尔提出的两个原则很重要的。他说这个话语本身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也就是所谓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任意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索绪尔认为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不同话语的“能指”之间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话语的意义主要是根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有的人叫做对立原则)来确定的。
简单地说,任何一种学说,思想,它都是由一堆Goodwords,即好词来构成的,任何一种学说都说我要的是仁义道德,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说我主张杀人放火、欺男霸女、尔虞我诈。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你仅仅看这个Goodwords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一定要看这个Goodwords是针对谁的?它的差异对象,对立的对象,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每一个人讲一堆好词都是有一个假想敌,你到底针对谁来这么说。比如说,很多人都讲仁义道德,那这个仁义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取决于你所指的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那些东西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包括自由主义在内,恐怕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知道,罗斯福新政讲的自由主义和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主义在差异原则上就有一定的不同。在美国,往往自由主义这个含义是针对自由放任的,跟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有一定的差异原则上的区别。
那么,如果要讲儒学的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如果从差异原则来考察,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反法之儒的传统。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儒法斗争持续了两千年,已经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了。他讲的儒法实际上就是周制和秦制的冲突,或者说贵族制和官僚制的冲突、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冲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和大一统的集权化官僚帝国的冲突。毛泽东由于对儒家的仇恨特别深,因此把儒家的作用夸大了,实际上在董仲舒以后,所谓的儒法斗争就进入了潜意识。实际上在表层话语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冲突,正常的情况下。所谓“周制”和“秦制”的矛盾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一直就没有消灭,而且在一些历史关节点,它还不断的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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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3 15: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