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关于当前普世价值之争的几个重要问题

作者：王占阳

一、普世价值观究竟是西方价值观还是现代价值观？

　　某些拥护和反对普世价值观的人士实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把普世价值观视为了西方价值观。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用Roman Herzog先生的话讲：

　　“人权思想仅仅起源于西方文化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了解中东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人非常清楚，印度教，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正宗起源均提出了与我们的文化以之为基础的希腊古典文化，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类似的标准。所有这些文化及其典型的哲学体系都创立了人道主义伦理。例如，所有文化都承认下面的金科玉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至少人的根本权利可以说是这一金科玉律的直接后果，而世界上所有文化都适用这一金律。”

　　我认为，这些都是很贴切的。

　　普世价值观究竟是怎样起源和发展起来的？我从自己所做的历史研究中看出，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来看，普世价值观实际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作用主要是在前期，西方的作用主要是在后期。普世价值观赖以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首先是在东方奠定的，后来西方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如果没有东方奠定的基础，西方就不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普世价值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价值观实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把普世价值观仅仅视为西方社会的产物，实际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观点，而在国内外史学界，欧洲中心论早已被普遍公认为了一种不科学的世界历史观。

　　由此亦可知，我们与其从空间、地域的角度把普世价值观称为西方价值观，莫如从时间、时代的角度把普世价值观称为现代价值观。现代价值观就是真诚地主张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效率、富裕等等基本价值应当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而不是事实上主张这些基本价值只应是为少数人所独享的的价值观，所以说，现代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主要是在二战以后才开始在世界上广泛普及并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所以这里“现代”的涵义也是指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时代。

二、普世价值观与多元价值是什么关系？

　　我认为，基本价值观确实有一个进步、落后、反动的问题，虽然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多元文化，但是这种多元性并不代表它们的每一个成份都是进步的、合理的。在基本价值观愈益进步和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多元文化中的落后、保守以至反动的基本价值观逐步地为历史进步所淘汰，从而使普世价值观逐步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因而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而不是应以无原则的价值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加以抵制的。

　　至少从逻辑上看，无原则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完全可能导致极为荒谬、反动、保守的观点。法西斯主义也是多元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观，也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你是不是也要因此肯定它？某些西方人鼓吹文化相对主义是为了让第三世界国家保留它们的落后文化，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士鼓吹无原则的价值多元论则是为了抵制现代价值观及其所带来的历史进步，这些都是不好的。

　　现在有人反对普世价值，理由之一就是要坚持价值多元。而事实上，只有实现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多元。而若实现的是践踏人权、压制自由、专制独裁、野蛮残酷等等反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真正的价值多元就会成为不可能。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人以价值多元否定普世价值时，我们就应警惕：他所主张的价值究竟是多元价值中的哪种价值？如果他所主张的是“全面专政”之类的价值观的话，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实现就将不是保障价值多元，而是摧毁价值多元，因而他的“价值多元”的高调就是虚伪的，或者至多也是他想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中搞出一个扼杀价值多元的“文明”来。

　　所以我认为，在基本价值观的层次上，我们应当使普世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而在以下的各种层次上，我们则应实现和保障广泛的价值多元，尽管在这些层次上人们的价值观同时也会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25 编辑 ]

杰亮

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问题

　　蔡定剑教授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稀里糊涂，“在政治层面，文革后人们对毛泽东建立的理想主义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怀疑，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又进一步使共产党失去了自我。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很多是与过去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相悖。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更令人怀疑，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理论和目标，1958年预见已经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到1980年代又改为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际上已经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更没有让人民接受的基本政治价值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我们在传统上只是侧重于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而不是从价值角度理解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偏差。

　　我们一讲到“社会主义”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东西，而一旦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或者是不再占主体地位了，我们就不知所措了，从而理论的自洽性、明确性、系统性和学理性也随之垮掉了。

　　我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所谓的“科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讲，只有在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实行他们所设想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完全替代物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否承认这一条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而我们却说这一条只适合于发达国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行马恩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即实行“穷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而且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都是这么说的，这就始终一贯地陷入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始终在中国问题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我们始终不敢承认我国社会现在并未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始终不敢正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这就使我们的理论从根本上成为了脱离实际的理论，而我们却仍把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在基础理论方面始终说，资本主义衰落了，社会主义才能随之兴起，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又承认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并未垂死、腐朽、没落，这就无法在理论上合乎逻辑地论证和指出：中国现在究竟是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当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抑或是走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只要我们在理论上仍然陷于这种似懂非懂的“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只要我们在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的客观现实面前不能拿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重大质的区别的关于新式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来，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仍将是千窗百孔和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是真正拥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方面就仍将是非常脆弱的。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片令人烦恼的理论沼泽地呢？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继续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理论传统，明确肯定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首先站在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高度上重新认识和恢复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面貌。

　　去年我在《南方周末》上提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后，有人就指责说这是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我看这种人完全是在说外行话。社会主义价值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主观价值，而且更包括社会主义的客观价值。社会主义的主观价值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的客观价值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价值存在。比如，社会主义主张实现人民民主，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属于主观价值范畴，而若社会主义实现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就成为人民能够广泛享有的现实的价值存在了，这种现实的价值存在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客观价值。

　　社会主义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大概念，所以社会主义的定义必须包括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也应是终极价值层次上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社会主义既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那就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逐步地享有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效率、富裕、博爱、和谐等等基本价值，所以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

　　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并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其所主张的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基本价值实际只是为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的，而不是为人们普遍享有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则是同义词，所以“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而不能讲“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发展到了明确、充分地肯定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普世价值这一步，那就是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15 编辑 ]

杰亮

我很赞成蔡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

　　“只有树立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价值观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同，才能成为团结人民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符合普遍的人性、也包涵儒家文化的因素、现化文明和全球化因素，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我只是想补充一句：这些普世价值观实际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四、关于普世价值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那么，我们肯定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肯定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是不是就不要科学社会主义了呢？那也不是！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提出一个半世纪后，我们显然需要一个更具概括力的科学社会主义定义，以使19世纪的历史局限性得到克服，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更能反映和包容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进步。毋庸置疑，从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个定义应当是社会主义终极价值层次的定义，从科学观的角度看，这个定义也应当是科学的终极内涵层次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是从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的层次上给出的社会主义定义。那么，什么是科学呢？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理论，而贯穿于其中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所以，所谓“科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实事求是。由此，最具根本性和概括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定义自然也就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普遍幸福主义。

　　从这个定义来看，我认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也是很不妥当的。

　　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年马克思曾经把社会主义目标归结为“人道目标”，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确认，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那么，我们用这样的基本价值尺度去衡量，较充分地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答案岂不是很清楚了嘛？！

　　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科学的还是空想的？这个问题用实践标准一检验也就有答案了。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答曰：基本上是成功的。这就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是科学的，基本上是符合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的。再者，瑞典社民党不是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吗？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是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吗？所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不是胡来的，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不科学，因为“民主”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了，简单地照搬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不科学，因为模式都是包含特殊国情在其中的，而中国也是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的。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现在真正应当重视和研究的实际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至少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这就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等等。在这种这种普遍规律之下，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

　　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是新社会主义，同时又是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并不是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而是处于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处于建设和建立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

　　新社会主义当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但它却是现阶段唯一可行和必须逐步实行的社会主义，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也是可以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加以创造性的科学分析和科学阐释的。我国某些坚守苏联模式、希望回到“左”倾时代的“左”派人士激烈地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各种大帽子满天飞，虽然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但却常常在客观上帮了权贵资本主义忙，损害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这倒是应当引起这些朋友注意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13 编辑 ]

杰亮

新社会主义当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但它却是现阶段唯一可行和必须逐步实行的社会主义，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也是可以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加以创造性的科学分析和科学阐释的。我国某些坚守苏联模式、希望回到“左”倾时代的“左”派人士激烈地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各种大帽子满天飞，虽然可能也是出于好心，但却常常在客观上帮了权贵资本主义忙，损害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这倒是应当引起这些朋友注意的。

五、不应把把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价值观”等同于“资产阶级价值观”

　　基于上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出，二战以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果巨大。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西方价值观”，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已在西方社会中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政界、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志并不接受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等基本政治价值仅为少数富人及其追随者所享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是接受这些基本价值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且这种接受也并不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而是从五四时期和中共建党时期就已开始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就包括了接受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后，国人之所以愈益普遍地接受和欢迎普世价值观，其中的主要内因，就是已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已包括了这些重要内容，而且中共建党后长期的主流价值观也正在于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二战后西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才对我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价值观”等同于“资产阶级价值观”并加以否定，因为“西方价值观”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观，也包括了19世纪以来各种现代社会主义所共同主张的普世价值观。

　六、为什么有人会否定普世价值观

　　现在特别值得认真观察和深思的是：如果有人把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效率、富裕、和谐、幸福等等都宣布为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并加以否定的话，那么他们究竟是要干什么呢？难道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践踏人权、压制自由、实行独裁、摧毁公平、纵容邪恶、取缔平等、不要共同富裕、只要少数人富裕、不要博爱与和谐、而要展开对于多数人的恶斗吗？！我相信，所有对于社会主义稍有正确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所有正派人也都会认为这种价值目标是邪恶的。追求这种邪恶的价值目标，天理难容！中国人民绝不会答应，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答应！

　　我想，也许有些人是因为思想僵化、观念落后、理论模糊、逻辑混乱、陷入误区、被人误导、不懂理论等原因而说出否定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的不当言论的，那倒是情有可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继续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利，真是要以与之相反的恶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和努力方向的话，那可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文章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henqiuming」（2008年11月24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26 编辑 ]

杰亮

谁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

作者：王利平

  近代以来，人类追求民主法治，捍卫自由人权，由此汇聚为一股宪政大潮，浩浩荡荡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普世价值得到伸张，制度底线予以确立。历经重重苦难的中国，正扬起普世价值的风帆，从"历史三峡"中缓缓驶出。然而，在普世价值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有人却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公然撰文否认普世价值。为此我作出如下回应，以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

　　一、中国共产党有追求普世价值的历史传统

　　依据相关历史资料，现就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追求普世价值，渴望民主宪政的言论总结如下：

　　（一）主权在民是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本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二）开放党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关键

　　针对一党独裁的危害，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29 编辑 ]

杰亮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三）解除报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杰亮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又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6年2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文章指出："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文章还指出："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四）西方经验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参照

　　中国共产党当时认真对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经验。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文章指出："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常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杰亮

二、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对普世价值予以肯定

　　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2008年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

　　2008年5月7日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2006年9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我们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2007年2月温家宝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8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温家宝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独家采访时说："我相信随着经济改革向前推进，我们也需要提升政治改革，既然我们的发展本质上是全面推进的，我们的改革也应当全面推进。我认为您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是有关中国民主的发展问题。谈到中国民主的发展，我们能够谈我们在三个方面取得的进步。第一，我们需要逐步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以确保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将会服务于人民。第二，我们需要改善法律系统，遵照法律治理国家，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第三，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政府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党的监督也很必要。"

三、"三权分立"乃普世价值已成为人类社会常识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最早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即司法权）和外交权。他认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决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约学说，被称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定理"。人类社会发展经验证实，唯有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形成三权分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道："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方政治制度。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已无路可退，只有顺应世界宪政大潮向前推进。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38 编辑 ]

杰亮

四、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为此，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针对靠模仿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冷静地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严峻的社会现实揭示，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在被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们吞噬，造就了中国的特权集团，出现了制度性腐败，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二）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并呈现固定化和代际传递趋势。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若系数超过0.4表示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王春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指出：对2001年十大阶层的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之比较，我国的贫富两个阵营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就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收入高，而农业劳动者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也是最低的，这明显地透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在两个已然成型的贫富群体的格局下，贫富的代际传递也有了相应的依托：富者更富，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同样贫者的后代也只能继续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

　　综上分析，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改革三十年来，现行体制为特权集团（包括某些掌权者）攫取改革成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权集团（包括某些掌权者）为了不失去已经获得以及将要获得的利益，不仅丧失进一步改革现行体制的动力，而且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害怕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宪政制度的实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正在开展，我认为改革更需要反思而不仅仅是纪念，评判改革需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期望普世价值成为全体公民的常识。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2008年11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5 07: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