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不难看到,中国的“恶搞”,事实上是一场奇特的“审美清算”。从正义之美的社会到美轮美奂的影视,从明星偶像的意蕴到先锋诗歌的文体,这场清算并不彻底,但是却极为引人注目。它并不能生产“良好文化”,却可以“清算”良好文化里面的虚情假意。
新媒介文化与两种意识形态
“恶搞”的出现,使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今天的大众传媒分裂为两种基本的存在形态:与国家叙事紧密关联的传统传媒(主流传媒),与私人叙事紧密关联的新传媒。
在传统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很多人注意到了大众传媒文化对大众的整合性和统治性。按照这样的思路,有学者提出“大众”已经终结死亡了!霍尔曾经比较乡村足球活动和世界杯足球比赛之间的差异。他提出,前工业时代的足球非常无规律,既不正式,也没有标准化的规则;在很多比赛中,有时成千上万个参与者在未被明确标志的场地或者穿越城镇大街进行比赛。现代足球则在全球化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呈现出高度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是为了“观看”,并且保证被“看懂”的活动。而此前的乡村足球,则主要是为了“参与”其中。正是在这样的传媒文化的格局中,“大众”变成了沉默的族群,丧失了“私人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有了大众消亡理论。
但是,新传媒的出现却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挑战。与主流传媒不同,新传媒大多是一些“私人用品”;而传统传媒,则往往是和多人共同使用。手机,网络,MPEG4,CD……等等,不可能实现好几个人共同享受的景观。这种私密性,极大地开拓了使用者对内容的选择权利。一部MP4中的小电影,既可以是自己压缩的,也可能是自己拍摄的;手机里面的短信和图片,也成为私人生活的隐秘表达;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网络前面,独揽文化风景的时刻,传统的象征禁忌与界限被悄悄打破了。在这里,“个人娱乐”成为新传媒活动的基本动力,新传媒的使用者与制造者的区分被混淆了。信息的私人交换与免费使用,是的新传媒的文化传播大致“逃离”了市场与利润的直接捆绑,从而有可能成为对消费文化的一种反叛(尽管这种反叛有可能很快会被利润收买)。
与之相对,传统的大众传媒则是典型的消费型文化,商业利润成为直接的支配性力量。在这种利润主导得文化中,唯一保证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的就是“社会的稳定感”。只有消费者具有了“稳定感”,他才不会囤积和保守,才会成为市场的有力支持。正因如此,传统媒介对消费信心的维护,蜕变成了“现实想象”的“美”。 (
而目前的新传媒则恰恰相反。面对整个世界的象征系统时,私人的审美表述不仅仅是苍白的,而且也是无聊的。“恶”的表达,几乎成为面对主流传媒审美霸权的唯一选择。在一家恶搞网站中,我看到了网站的主张这样写道:“工作之余,发泄你的底层欲望”。这清楚地表明了,“工作”被看作是社会性的活动领域,而“恶搞”,则是私人的生活表达。
不妨这样综述,:“恶搞”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大众文化媒介格局分裂的结果,一方面也加深两种媒介之间的对立和争斗。前者立足于“消费意识形态”,后者则逐渐形成一种“娱乐意识形态”。新媒介与娱乐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第一次通过“恶搞”这种审美清算的方式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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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恶搞”一词,直接的来源是KOSO;意思是“可恶”。严格的“恶搞”,有自己的定义。即便是搞笑、幽默,对象或是取材范围也限定在香港漫画、日本ACG(卡通、漫画、电玩)等,透过带有距离感的文字、语法,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幽默。后来特定的日本语汇如「萝莉控」(Lolita Complex,恋女童癖)、「残念」(可惜)也加入了KUSO的行列,对象也开始愈来愈广泛,慢慢从BBS讨论区扩散开来,不再限定于文字。
[2]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60~62页。
[3]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萃》,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22页。第433页。
[4] [美]保罗·莱文森:《手机》,中文本,何道宽译,第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美]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人译,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61页。
资料来源:「天益网
http://www.tecn.cn」(200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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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0-26 11:5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