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 1979年克鲁格曼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探讨会上演讲，首次发表了“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之后，克鲁格曼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文章：「报酬递增、垄断性竞争和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杂志》，1979年）、「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方式」（《美国经济评论》，1980年）、「产业间分工和贸易福利」（《政治经济杂志》，1981年）。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奠定了他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权威。1974年克鲁格曼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至今，克鲁格曼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出版过20多本专著，其中比较有名的作品有《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等。此外，他还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并在《纽约时报》《财富》和《石板》杂志担任专栏作家。有“伟大的批评家”之称。尤其是他在1994年《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所谓的“东亚奇迹”就像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一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增长中找不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被认为成功预见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仍然不失為警世良言。

克鲁格曼何以摘得诺奖

作者：王志伟、刘建伟

他是凯恩斯的信徒，却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今年这一奖项的最大“黑马”。

    现年55岁的克鲁格曼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2000年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终身教授。1982年至1983年曾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从1999年开始，给《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他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被称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他是凯恩斯的信徒，政治观点在民主党中偏左，但却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经济学界的“黑嘴”

    克鲁格曼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和永远持怀疑态度的学术风格，为其赢得了经济学界“黑嘴”的称号。他能够在公众甚至学界的狂热中保持清醒，并以冷峻的目光穿透表象发现现实背后的真实，因而克鲁格曼的看法总是与众不同，而结果往往是他的警告打败悦耳的颂歌。

    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克鲁格曼语出惊人，在美国的《外交》杂志1994年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对东亚的经济奇迹提出质疑。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因为仅靠大量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他在1996年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随后亚洲金融风暴的印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

战略贸易理论的成就

    在克鲁格曼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预言是国际贸易应遵守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两个国家越不相同，越有贸易的空间，这其中的推论就是贸易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而国际贸易的现实是，尽管南北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但世界上大部分的贸易还是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就是说，决定贸易优势的不是比较优势，而是能够把资本、技术、资源与市场进行有效整合后形成的竞争优势。

    198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题为《工业国家间贸易新理论》的论文，指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的，不能解释全部的国际贸易现象，尤其难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从而提出应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更新；1985年，克鲁格曼在其与赫尔普曼(E.Helpm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一书中，建立了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为基础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新贸易理论，也即“战略贸易理论”。

资料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08年10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8-10-22 08:56 编辑 ]

杰亮

　　1984年，克鲁格曼发表了题为《工业国家间贸易新理论》的论文，指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的，不能解释全部的国际贸易现象，尤其难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从而提出应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更新；1985年，克鲁格曼在其与赫尔普曼(E.Helpman)合著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一书中，建立了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为基础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模型，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新贸易理论，也即“战略贸易理论”。

　　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递增的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首先取得规模效益；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一般非常困难，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应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凸显贸易优势、提高竞争能力。

    这一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市场背景下，不仅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且改变了贸易政策的思维战略路径。沿着克鲁格曼的理论会发现，在寡头特征明显的市场结构下，强调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政策不一定是国家惟一正确的选择，相反，通过国家战略创造和培育本国产业竞争力，可能更容易达到提升一国贸易水平的目标。

    1991年，克鲁格曼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专门颁发给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赢得学术美誉。

“永恒三角”悖论的洞察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活跃、数额庞大，投机性日益明显，构建货币危机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刻不容缓。

    克鲁格曼于1999年提出了“三元悖论”，即“永恒的三角形”理论。该理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各国只能在以下三种基本制度中进行选择：(1)允许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下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但要以货币政策反复无常的波动为代价；(2)以牺牲货币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3)能把相对稳定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协调起来，但却会带来其他问题的资本管理制度。

    “永恒的三角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对中国有何启示

    那么，克鲁格曼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启示？

    首先，战略贸易理论中的对于规模优势的论述，以及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为的观点，既可解释我国30年来长足进步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水平，也可为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选择路径。总之，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其次，克鲁格曼在亚洲危机爆发前看衰亚洲经济的原因，即“纯粹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增长是不可以持续的，真正的增长必须来自生产率和技术的提高”的观点，对于当前的中国是再好不过的提醒。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两种基本路径实现，而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投入，因而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恰与目前我们强调的科学发展有相当的一致性。

    再有，肆意蔓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让我们再次注意到“永恒三角”理论。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正处在“永恒的三角”中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模式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的模式转变过程中；而中国巨额的顺差和经济不平衡，使中国在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等方面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因而如何把握宏观政策的协调一致，以及如何把握改革开放的步骤、节奏及力度，“永恒三角”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参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0-22 07:17 编辑 ]

杰亮

正读克鲁格曼

作者：刘波

“看到金融市场土崩瓦解的局面，那些右翼媒体对克鲁格曼的批评便不攻自破了。看现在格罗夫·诺奎斯特还有何话说？”

　　在《纽约时报》网站上，有关保罗·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简短报道下面，一位名为贝尔的读者写下了上述的留言。显然，贝尔与绝大多数的读者对于克鲁格曼的获奖理由，即他在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上的贡献，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那些都太平凡、太像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了，或者也许可以说太沉闷了。人们像崇拜一位大众偶像一样为特立独行的克鲁格曼欢呼。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的光彩，已经被作为政论家的克鲁格曼所掩盖。

　　那么诺奎斯特又是何许人也？这位保守主义者一向主张大幅度减税，有美国反税运动的“陆军元帅”之称，被左翼的 《国家》杂志称为 “最嚣张的极端右派”。过去的8年间，克鲁格曼几乎一直在与类似诺奎斯特的三教九流的保守派人士争斗——从福音派宗教分子，到代表大商业的利益集团；从“供应学派”经济学家，到质疑全球变暖的科学家。当然，为克鲁格曼所抨击最剧烈的，便是保守派的总代表布什政府。不知不觉间，他已是美国批评布什政府最持久、最猛烈的人士之一。当前，在两党为白宫而激烈争夺之时，他的身份越来越不由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所定义，而是由他的政见与公共言论所定义——但是这一定义服从于美国的特殊环境与语境。

　　人们也许总会把在某些问题上态度相同的人视为盟友。虽说近年来克鲁格曼对于中国问题乃至中国经济问题基本没有特殊的关注——事实上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当记者问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何看法时，他有些粗鲁地答道，“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拯救自己该死的祖国”——他的“左倾”声音也在太平洋的彼岸得到了某些共鸣。与此同时，他强烈的党派倾向与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也似乎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性质的疑虑：他的获奖是不是预示着在金融危机汹涌澎湃的时刻，西方经济学界某种的向左转？

　　但正如把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等量齐观是错误的看法一样，克鲁格曼的“左”也不可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观点也未必会为中国的左派提供弹药。在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克鲁格曼的确对19世纪末美国的“人民党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民粹主义”)颇有赞许，并呼吁美国政府推动倾向穷人、缓解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但他的“民粹”倾向也到此为止了。克鲁格曼不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他主张的是在法治与自由市场的基础上，由政府建立强劲的社会保障网络，促进凯恩斯主义的制度化的再分配。他是适度干预论的倡导者，却并非政府主导论的信徒。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没有那么强烈的西方，历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少颁给为大众所熟悉的人士，今年的克鲁格曼是个例外。上一个例外，则是1976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都以具备大众亲和力的文笔闻名。曾经全心全意相信凯恩斯主义的弗里德曼，开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先河，到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宰政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干预论”已经从罗斯福时代的正统见解变成了奇谈怪论。而在克鲁格曼获奖之时，历史仿佛又走了一个轮回：华尔街豪门灰飞烟灭，华府手足无措，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正如克鲁格曼认为民主党已成为美国善思多谋的政党一样，另一位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撰文论称，现在其实是左派更懂市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右派除了宣扬陈旧的私人市场论之外别无良方。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回潮，也似乎让一些人产生了“自由市场”乃至所谓“西方模式”失败的遐想。

    但阅读克鲁格曼的论著，可能会让持这种想法的人感到些许失望。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系列文章中，克鲁格曼主张政府合理干预市场——向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注入”，换取部分所有权，实施暂时的部分国有化，以尽快结束“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以恢复市场的活力。他反对的是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建议的政府购买不良抵押支持证券的做法，因为这恰恰是一种在他看来违反市场规律的政府介入。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克鲁格曼强调福利国家制度的再分配作用和政治举措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但那应是一种民主体制下的良政。他在著作中也明言，他反对布什的目的是要在美国恢复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

    与此同时，克鲁格曼一直是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他赖以获得诺奖的贸易理论，与他在其他方面的见解不同，完全是主流的。他的名作《流行的国际主义》，就是主要驳斥那种所谓国家间存在类似公司间的经济竞争的观点——更不用说以守卫“民族产业”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了。在激烈反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意义上，克鲁格曼是个左派，但他并非是一个反市场的左派。而且在严重右倾的布什的治下，克鲁格曼的“左倾”也并非不可理解——连“冷战”斗士布热津斯基都在对布什的“反恐战争”政策大加挞伐了。

   所以，让我们“正读”克鲁格曼。例如，还是且慢为他在书中揭露的美国弊病沾沾自喜，而是从他为美国医疗改革制定的方案中吸取教益，或者起码的要求是，像他那样提出一套明晰的、人人皆可理解的方略。没错，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一直是克鲁格曼的独特之处——毕竟他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已在亚马逊上名列前25位，而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作品，还尚无一本卖得如此之好。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经济文章，那就开始阅读克鲁格曼吧！真心诚意的阅读，足以打消一切疑虑与偏见。

资料来源:「经济观察网 EEO.COM.CN」(2008年10月2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0-22 08: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