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基调，开始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第二年，中国农村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己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4年中国又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2年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改革目标，2002年初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现在中国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中国走过的30年，虽然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史里极为短暂，但毫无疑问却是华夏文明中最辉煌的部分，因为她让世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变。本栏这次介绍一组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经验的访谈，探讨「中国发展新的课题」。一篇为和吴敬琏的对话「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退路可寻」，另一篇是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的「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冲击」的报道。

吴敬琏：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退路可寻

市场化改革：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作者:张剑荆

  

8月30日，刚从天津回京的吴敬琏又到顺义参加“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在这次会议上，他像往常一样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会议主持者在介绍他时说，“吴市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参与者，他的看法对于我们思考改革的未来，会很有教益。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市场经济，还是重商主义？”的主题发言。他敏锐、直率、理性和缜密的言说风格，使会议室里充满了热烈的掌声和善意的笑声。在发言时，他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只字不提，所论皆事关改革。会议间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专访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时报：人们在描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叫“摸着石头过河”。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吴敬琏：这个说法，涉及的是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最初几年，虽然在全社会范围形成了变革的共识，但是，改革目标还比较模糊。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逐渐明确起来，始于什么时间？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重大问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9:53 编辑 ]

杰亮

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
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当说，从这时开始，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经济时报：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是，这个转变却花费了数年时间。
　　
吴敬琏：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此之前，经历了一些曲折，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但也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不少学者用“增量改革”战略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正如您最近一再指出的，增量改革战略也导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2）由此引发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3）利用“双轨制”以权谋私者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行政腐败广泛蔓延；（4）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 　　

吴敬琏：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对80年代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为了克服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需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用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到世纪之交，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凡是建立了这种所有制格局的地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内外贸易空前活跃，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因为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结果。然而，在改革目标上，至今还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理解。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8:54 编辑 ]

杰亮

吴敬琏：前面我们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两者都赞成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大小可以存而不论。由于针对政府职能定位和国有经济地位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这成为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上的模糊之处。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为问题。它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理解。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经济学界，您是最早提出警惕权力寻租阻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学者。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您的分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制度缺陷，导致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仍然面临着挑战。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挑战？
　　
吴敬琏：好的。这些挑战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经济的和政治的。先说经济。改革不到位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挑战，我在各种场合已经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说明。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ＧＤＰ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中国经济时报：从您的分析中，我们明白，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实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据说还很有些“市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9:06 编辑 ]

杰亮

吴敬琏：的确如此。近年来，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捍卫者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以此对改革开放发动全面攻击，若干早已被执政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这就是引发2004－2006年“第三次改革大辩论”的背景。在争论中，这些人利用广大群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资改路线”）所造成。据此，他们主张摒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重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相信吗？
　　
吴敬琏：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中国经济时报：我注意到，您在最近的一系列谈话中，一再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那么，依您之见，经济改革将如何向前推进？
　　
吴敬琏：我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努力，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中国经济时报：政治领域呢？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9:15 编辑 ]

杰亮

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外部冲击

作者:徐以升

不能因过去30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开放，是中国近30年最为核心的关键词。开放，即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如何展开的？当下的互动最为关键之处在哪里？展望未来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与世界互动？　　

近日，就以上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1、30年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互动在逐步深化
　　
《第一财经日报》：先请你概述一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
　　
李向阳：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从南方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这是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
　　
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在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开始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三个阶段是渐进的，也就是说这种互动在逐步深化？
　　
李向阳：是的。对外开放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规则与体制方面，中国的体制在不断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以上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层面。
　　
新阶段：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
　　
《第一财经日报》：毫无疑问，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动力，你能否就此作简单总结？
　　
李向阳：过去30年，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对外贸易从最初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发展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外资在给我们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同时，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示范功能功不可没。同时，市场开放打破了阻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开放促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
　　
《第一财经日报》：从展望的角度来看，新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现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以QDII、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中国投资公司（CIC）等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也在走向世界市场。你认为这方面中国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
　　
李向阳：如果说“引进来”是前30年对外开放的突出特点，那么“走出去”将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进出口贸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市场的供求格局，并对过去10年全球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我国巨额的净储蓄和外汇储备规模，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将会改变全球产业的布局和资本市场的供求格局。当然，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发达国家兴起的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2、对全球经济周期的认识不足

　　
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
　
《第一财经日报》：世界经济是波动的。在这30年之中，我们尤其经历了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以及去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现在应该怎么来看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曾经产生的影响？　　

李向阳：暂且不谈当下的次贷危机。在此之前，我们经历的主要冲击是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美国IT泡沫破灭。但总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并不大。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上属于新兴市场的危机，没有全面波及到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我国当时的资本开放程度低，资本管制比较严格，不存在热钱问题。因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香港地区的联系汇率机制的直接冲击，二是对国内出口贸易的冲击。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对外出口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但我国总体上实现了成功应对。至于2001年美国的IT泡沫危机，在美联储的扩张政策下，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时间较短，规模较小。
　　
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开放，没有影响到中国更积极地融入世界，但是这两次危机的意义从观念上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开放不是没有风险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10:21 编辑 ]

杰亮

对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认识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这30年之中全球经济都没有怎么经历过大的、长周期的调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国际环境。
　　
李向阳：这恰恰是当下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形势，以及认识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可能产生冲击的大背景。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经济本身没有经历大的周期，而国际经济周期因我们的开放程度低被成功地化解了。这导致我们对经济周期的冲击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中国对全球市场经济引发的经济周期性调整，一直是认识不足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不会再出现上世纪70年代或者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大危机。这种看法多年来甚至占据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地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新经济的高潮一度引发了“经济周期变形论”。国内经济学界、企业界都认为，传统的经济周期已经发生了变形，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将不复存在，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将会熨平周期的波动。这种新古典主义的理念弱化了人们的经济周期意识，自然也弱化了防范经济周期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国内投资者面对次贷危机惊慌失措、资本市场作出过度反应的一个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当下的次贷危机和全球经济调整是进入了一个大的经济周期。
　　
李向阳：目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正面临这样一个深刻的调整周期。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滞胀、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期间，当时的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离状态，并没有受到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通过财政、内需等政策的启动，成功地躲过了东亚地区的经济调整。但是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格局下，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 “脱钩”。
　　
次贷危机远未结束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当前的次贷危机还远未结束？
　　
李向阳：应该说目前次贷危机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
　　
次贷危机第一阶段的特征表现为：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出现短缺；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政府干预的重点是防止金融危机，而不是通货膨胀；次贷危机通过投资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目前，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共存的风险，美联储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正处于观望阶段。
　　
第二阶段的特征将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遏制通货膨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房地产市场触底；次贷危机通过私人消费渠道影响实体经济。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不排除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至于第三阶段，重点将是检讨和改革导致次贷危机的制度安排。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从2007年8月开始计算，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国内学术界对次贷危机、关于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的认识也经历过几个变化，比如刚开始时认为，次贷市场本身规模不大，因此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在次贷上的投资比较少，所以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也不会太大。但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和深化，这种乐观态度正在改变。　　

李向阳：我们对次贷危机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要对其形成的机制和长期影响作出客观的判断。由于次贷危机是在过去十多年间自由放任和放松管制的大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济发展理念和制度上探讨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乃至全球发展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次贷危机的恢复过程将会伴随美国家庭、金融机构和整个国家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不仅需要家庭，而且需要整个国家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
　　
当然，这并不等于今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会彻底放弃负债消费模式，而是有可能改变以往过度的负债消费模式。即便如此，发达国家适度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对外消费需求放慢，也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冲击更为明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9:34 编辑 ]

杰亮

美国“负债消费”经济模式的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繁荣被归为一种“资产型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会不会面临调整？
　　
李向阳：这种发展模式有可能因次贷危机而受到冲击。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对多年来美国负债消费的一次“纠正”，标志着“寅吃卯粮”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不过，这种“纠正”成本正在为全世界所分摊。对美国经济而言，因政府干预，“寅吃卯粮”的私人债务被社会化了：节俭者为挥霍者埋单；同时，因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美国的债务又被全球化了：全球的储蓄者为美国的消费者埋单。这是世界货币拥有者的特殊收益。
　　
美国负债消费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资成本或负债成本多年来一直处于低位。而较低的融资成本又是和放松管制、金融创新、风险低估（underpriced）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未来必须加强金融监管。这将会导致风险定价回归到正常水平，融资成本上升将不可避免。
　
《第一财经日报》：你提到的这种风险回归、融资成本上升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什么影响？
　　
李向阳：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有可能改变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
　　
长期以来，抵押贷款证券化被认为是金融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被认为降低了金融风险（风险分散化），而且客观上也降低了市场融资成本。然而，次贷危机的事实证明，只要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金融创新掩盖的金融风险就会完全凸显出来。金融市场对证券化风险的低估是次贷危机带给人们的重要教训之一。在危机发生以后，美欧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检讨包括市场评级机制在内的金融市场运行方式。
　　
3、如何理解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
　　
避免陷入“分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谈到的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全球化风险，这是在经济周期层面上的。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个问题？　　

李向阳：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风险不只是来自经济周期的冲击。对于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就是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贸易、投资、人员、技术流动是在特定规则下进行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加强。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规则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总体上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
　　
客观上，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者，我们要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就首先要遵守现行规则。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种规则的不合理性。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核心是保证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不受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在分工体系的顶端位置。如果我们安于目前的分工体系，有可能陷入“分工陷阱”，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
　　
这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犯战略性错误。
　　
如何理解经济安全
　　
《第一财经日报》：在对外开放领域，另外一个广为讨论的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也被认为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层面的风险。
　　
李向阳：经济安全涉及广泛的领域。目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
　　
产业安全为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就是从过去以“绿地投资”为主开始转向并购投资。通过“绿地投资”方式到中国设立工厂，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不太明显。但并购投资方式下，外资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很多大规模的并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产业里对龙头公司的并购，引起了国内很多关于产业安全的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本身就存在难以处理的矛盾。在完全不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产业安全可以通过由中资控制的完整产业链条来实现。
　　
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资完全控制一个产业的产业链条是难以做到的，必然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当前国际分工趋于深化，产业链条会配置在全球很多国家。多数控股本身已经无法保证产业的安全。因此，各国已经不再注重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所有权控股这类静态指标，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控制产业的顶端环节，控制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动态产业安全理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09:50 编辑 ]

杰亮

4、中国经济开放的东亚区域融合
　　
融入与整合东亚经济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30年对外开放历程中，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更深入地加强了与东亚经济体的联系。　　
在日本“雁型模式”引领东亚经济之后，中国正被广泛地认为在东亚经济中充当最为重要的角色。
　　
李向阳：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整合程度非常高。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者。另一方面，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又来源于东亚经济。换句话说，中国正在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整个世界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恶名”。
　　
这种特殊的联系需要从中国在整个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产业链条上来观察。目前全世界有三个代表性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一个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二个在中东欧地区形成的国际生产网络；第三就是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
　　
和其他两个网络相比，东亚国际生产网络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东亚生产网络的区域配置是跨国公司依照比较优势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缺少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在北美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中，最终消费市场是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生产网络的最终消费可以求助于欧盟市场。而在东亚，这个生产网络本身没有最终消费市场，其最终生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必须依赖于区域外国家的市场。而在东亚生产网络之中，中国又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就是很多产业处在一个分工的最末端。这个生产网络的上游国家，从事研发、生产高附加值的中间品，之后进入到中国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再以中国的名义出口到欧美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你理解的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就是说中国承担了东亚地区与最终消费区的连接。
　　
李向阳：看一下中国内地对外贸易收支差额的地区分布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中国主要贸易顺差的十大来源地中，主要对应的贸易顺差来源于欧美地区，美国、荷兰、英国、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地。而我们的逆差主要来自于周边地区。对照贸易收支顺差跟逆差的格局就会看到，中国对区域内的地区一直是逆差，而对欧美市场一直是顺差，这就验证了前面的说法，即中国正在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整个世界的贸易收支的不平衡。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能不能解决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我们说这个难度非常大。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调整，无法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因为中国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地区对全球的失衡问题。
　　
扩大区域最终消费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在你看来，东亚区域经济体系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李向阳：东亚地区缺乏最终消费市场，其根源是东亚地区的储蓄过剩问题。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呈现为储蓄大于投资，由此所派生出的结果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出口来带动。
　　
因此，未来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区域内创造新的需求。东亚经济体必须联合起来，开展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这是扩大区域内的最终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观察来看，东亚区域的经济金融合作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李向阳：的确，过去几年，虽然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中日韩之间的自贸区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全球发展来看，过去15年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欧盟第一轮东扩、第二轮东扩以及未来第三轮东扩，在迅速发展之中；在美洲地区，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扩展，即将形成涵盖美洲大陆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因此，现在人们担心，这种格局一旦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回到所谓的大西洋时代，因为大西洋两岸正在逐渐成为两大统一的市场，而东亚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以民族国家为特征的区域国家分散的市场。迄今为止，东亚的合作更多的是单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区域外国家的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区域经济合作中轮轴效应收益。每个国家都想充当轮轴，分别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没有形成统一的、类似欧美的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市场。这种战略虽然对单个国家有利，最终的结果却是损害整个东亚区域的共同利益。
　　
要解决目前东亚国际生产网络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必须推进东亚区域内合作发展，尤其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自贸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应对目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受阻和贸易保护势力抬头的一个必要措施，同时也是应对全球区域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9月1日)

李向阳简介，1983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在河南银行学校任教。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毕业后获经济学硕士。1996年，在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系进修。19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有国际贸易、企业理论 CFP图等。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4 10: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