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要追求光明与美好——访复旦教授郜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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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 09:10
（文汇读书周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郜元宝最近出了本杂文集《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近几年来对当下各种文化现象、作家作品所作的颇有锋芒的批评文章。之所以如此醒目地以“批判”作为书名，意在呼唤当下批评界所严重欠缺的“批判”精神。日前，记者采访了郜元宝教授。
周报:《小批判集》批评了哪些作家或文学、文化现象？
郜元宝:在一般文化领域，我批评了电视上的某些文化讲座。不单批评这类讲座本身，也旁及相关的文化欺瞒行为。我说现在的文化“被委以重任”，是想“反讽地”指出:当下许多文化行为与文化应负的责任严重不相称。
周报:您也谈了影视。这也是一般文化领域吗？
郜元宝:是的。但与文学相比，影视更属于批评的禁区。要么是媒体促销、宣传与吹捧，这种行业垄断的媒体评论自然会养成令人不舒服而又无法可想的影视文化。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人为，只要敞开批评的大门，就并非不可改变。其次是专业的“电影理论”，电影学院或大学理论家们搞的那一套，连业内人士也看不大懂，等于不批评。影视是先斩后奏的文化工业，拍什么怎么拍都跟观众无关，观众只能被动接受。倘若再无批评，公平何在？
周报:您的专业是中国文学，这方面有哪些批评？
郜元宝:我谈了几本权威的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得失；谈了“崇胡贬鲁之风”；谈了“某种上海文学”的渊源与现状；谈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某种描述框架；谈了世界华文文学包括国内一些作家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的偏失；对莫言、严歌苓、陈丹燕、铁凝、苏童、张炜、阿来、哈金、张生等作家的一些创作倾向也都提出坦率批评。我也批评了批评界同行的某些观点和思维方式。
周报:有没有激起被批评者的“反批评”？
郜元宝:被批评的都是我的师长友朋，他们的回应大多不出学术商讨范围，也有感谢的，激烈甚至出格的反弹也有。我只说出自己的想法，提供个人见解，并非贩卖真理，别人提出反批评也很正常。
周报:有人说批评不能“骂人”，骂人就是“酷评”，“酷评”就是批评的堕落。
郜元宝:批评为何不能涉及作家个人？假装没有作家，只谈作品，就无法“知人论世”。文学是人学。“人”(作家)都不谈还谈什么文学？批评一定要涉及作家。既涉及作家就不可能全是好话。要说这就是“骂人”，骂又何妨？酷评，也许有吧，但周作人所谓“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的酷评，我们这里还没有。批评固然要好处说好，也要坏处说坏；不指出坏怎能显出好？如果好的委实不多，坏的比比皆是，该怎么办？还一个劲地说好吗？大批评家并非只评大家杰作，剩下的琐屑交给小批评家们去闹腾。别、车、杜不都评论过低劣琐碎的文学吗？只要这些文学存在，只要这些文学与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有关，就值得一谈；不谈则已，要谈就必须有批评。
周报:您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有什么理想？
郜元宝:批评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都追求Sweetnessand Light (通译为“光明与美好”)。这是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首章标题，也是全书灵魂，我一直奉为座右铭。但理想之光往往被一大堆垃圾掩盖，批评有时就等于清扫垃圾，还要努力做得姿态好看，免得自己也变垃圾。这时候，“光明与美好”只能放在内心最深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