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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简史  

作者:郭致平

公元前3500–3000年，西亚的苏美人创造了丁头字。而直到公元前约2300年，它才发展为义音结构的丁头字。公元前1400年后，虽然亚述丁头字发展为音节文字，但是却仍不易阅读和书写，使得掌握书写者形成特权阶级。由此可知，音节化并未达到易学好用好读的效果。公元前550年后，波斯丁头字的符号大幅減少，并导致笔划数大幅增加。粗略估计，亚述丁头字的笔划数约5-6笔，而波斯丁头字则为其3-4倍。由此可知，单纯的减少符号并无法达到易学好用好读的效果。在书写工具的改变下，波斯丁头字后来会被阿拉伯字母取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基本而言，丁头字的音节化乃是适应异族语言的必然结果，因为音节量少必然导致词汇音节数多，而音节量少及词汇音节数多则必然导致文字音节化。此外，丁头字只存在音节化的发展事实，它根本不存在音素化的现象。然而根据这个发展事实，拉丁派即无法论证音素文字的先进性。为此，他们就将丁头音节文字称为丁头辅音文字，如此人类文字就存在语词文字→音节文字→辅音文字→音素文字的发展规律了。如果晚期丁头文字和阿拉伯文字皆可称为辅音文字，如果不区分元音即是辅音文字，那么将日文假名減为あ、か、さ、た、な、は、ま、や、ら、わ等10个字母来表50音，这样它是否就是辅音文字呢？实际上，丁头音节文字只是一种不明确的音节文字，它与辅音文字存在本质区别。如果不区分元音的音节文字加上元音即是音素文字，那么声韵文字也可称为音素文字了。由此可知，语词文字→音节文字→辅音文字→音素文字的发展规律是完全虛构的。

    周有光先生在「世界字母简史」一书中写道：“希腊传说，希腊字母是古代希腊的伟人们，从腓尼基带来，经过修改和增补，成为希腊人自己的文字。”……“独立字母表示法打破了音节字母的限制，科学地把音节分为辅音和元音。从音节字母进而为音素字母，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发展过程。”……“希腊人创造的不是元音字母的形体，而是元音字母的制度。”事实上，在近两千年的民族交往中，希腊人的文字技术几乎完全学自西亚民族。希腊的辅音和元音字母均是从腓尼基字母借来，他们的表音技术亦是从西亚民族学来。因此他们在字母的原创性方面可谓毫无建树，而在字母的表音技术方面同样乏善可陈。根据考古得知，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文的一个音节，都是一个元音字母(a)或一个辅音字母加上一个元音字母(b+a)的结构，而且第二个字母a并非仅表元音。例如古希腊文kowo实际应为ko(r-)wo(s-)，其韵母or-和os-仅以笼统的o来表示。实际上，希腊人添加o只是为了区分词意，并非基于认识而追求音素化。考古显示，古希腊文的表音方式十分模糊，而且不具明确的词形变化和辅音结构。由此可知，希腊人在借用腓尼基字母及表音技术后，只是利用几个闲置未用的字母来区分词意罢了。然而此种区分的发展结果，必然使得字母结构与音素结构出现某种对应关系。事实而言，希腊人根本不是“科学地把音节分为辅音和元音”才发展出音素文字。正基于此，所谓“一个艰难的认识发展过程”是根本不存在的。不仅如此，所谓“音素字母”同样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组与音素结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字母系统。而且这种对应关系是词意区分的自然结果，并非基于语音结构的科学认识。所谓“科学地把音节分为辅音和元音。从音节字母进而为音素字母，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发展过程。”完全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实际言之，所谓“音素化”只是一个词意的区分过程，它与“音素化”和“元音字母制度”毫无关系。由此可知，“音素化”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更不是所有文字的发展方向，它只是音节量多、语音结构复杂且词汇音节数多的屈折语的必然发展模式。

    音位是区别词意的最小语音单位，而它的主要功能是对词意的语音区分。由此可见，文字的最小符号单位亦应具有词意的区别功能，而不是刻意追求音素化。基本而言，语音结构的认识是与词意区别息息相关的。在辅音已明确区分的情况下，倘若元音具有区别词意的功能，则元音的区分是轻而易举的事。举例言之，假使日文假名只有あ、か、さ、た、な、は、ま、や、ら、わ等10个字母，而且元音具有区别词意的功能，则日文必能轻易发展出独立字母表示元音的模式。例如：

あa、あb、あc、あd、あe，

かa、かb、かc、かd、かe，

さa、さb、さc、さd、さe……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2 09: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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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文未采用独立字母表示法是其语言特点决定的，并非日本人对语音结构认识不足。因为这种做法节省不了多少学习时间，却会造成终生的使用和阅读效率倍数下降。同理，阿拉伯文不标元音也是一种文字制度，它是元音区别词意功能不強的自然结果。由此可知，日文与阿拉伯文的表音模式，都是理性民族的必然选择。因为所有文字均是以最高效、最明确的方式来区别词意，绝不会为求音素化而使文字繁琐不堪。由印欧文字的发展历史亦知，韵母单位比音素单位更易于认识，因此声韵模式更有利于识字教学。

本文转自:「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2009年2月26日)　

汉语拼音简史

作者：冯志伟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此外还有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1892年，卢戆章在厦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增加声母后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从此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汉字笔画式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1913年由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并通过了《国音推行方法七条》，费了许多周折，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就是国语罗马字运动。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0 13: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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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
最早的拉丁化新文字是由瞿秋白倡议设计的，于1929年和1930年分别发表《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内容是：一、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二、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1、字母；2、拼写规则；3、写法规则）。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产物，顺应并推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文字传入国内后，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书《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

拉丁化新文字的技术特点是：1、不标声调；2、可以拼写方言。新文字运动起初反对"统一国语运动"，主张拼写 "地方的口音"，当时，苏联远东的中国工人大多数是北方人，所以先用北方口音作标准来编辑教本，这就是传播最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1949年10月成立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1952年到1954年间，研究拟订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55年组织"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最后确定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6年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进行审订，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在推广普通话和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汉语拼音方案》也起了很大作用。汉语拼音字母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还用于书刊的索引。《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也为盲文和聋哑人的手指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视觉通讯和无线电报，在电子计算机输入和输出汉字方面的应用也已取得初步成功。我国的产品型号标记、商标商店招牌等等，也都广泛地应用汉语拼音。1978年9月，国务院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作者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语文与信息」(第17期、2006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2 09: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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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归来话汉字

作者:江平

寒假去过越南，开学再给学生讲到书法，不禁对汉字的特色加深了体认。西汉末年汉字传入越南后，越南官方在很长时期里 都使用汉字。十三世纪，越南创造了以汉字为元素的喃字。十九世纪中叶起，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近百年，法语成为官方语言，但汉字一直被普遍使用。1945年越南才停止使用汉字，通用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根据越南话的发音规则按拉丁字母设计、后经越南人改订的文字。这利于民众便捷地掌握文字或学习西方语言，却同时造成与汉语的隔阂。

　　越南导游和生意人中不乏汉语流利者，但他们极少能识读汉字。导游说，一些老人仍能读汉字，写书法。每年春节，河内文庙不仅有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等活动。河内的寺庙当中，随处可见汉字题刻。玉山寺的一处入口，两侧分立很大的“福、禄”二字和嵌名句“玉于斯，山仰止”。门柱对联云“临水登山，一路渐入佳境；寻源访古，此中无限风光”。另一处通口不仅有联，还有“影动龙蛇”题额。这些古雅文句，均系纯正的中国文化印记。尽管这些在越南民众眼里或属天书，他们不知道“影动龙蛇”等词句的文学意蕴是那么地妙不可言，其平仄音韵又是如何地抑扬顿挫。然而，仅仅远观之，就能打量这些方块字所营构的匀称形式，若再近察之，又能品味字中闪烁着的形体意趣，加上书写者或清秀、或饱满、或流转、或沉穆的个性笔致，实则是不识汉字者也能感受到的一道耐人回味的风景。

　　对于汉字，近代中国文人中是有一大批唾弃者的。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鲁迅也借钱玄同的话说过：“汉字不死，中国必亡。”这固然是他们痛恨旧思想对国人的长期禁锢而恨乌及屋的观点。蔡元培等一批名士均提倡汉字拉丁化。这些在西学东渐语境下的过激言论，可以谅解。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而赞同拼音道路。因为他料不到汉字竟能成功地电脑化，所以持此论也不足为奇。但是，吕叔湘进而说：“（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倒还真有很美的字体呢。”这就失之偏颇了———拉丁字母的曲线多于老宋体，单词长短变化大、横排起来疏疏落落，仅此二点或为别样美感。除此之外，汉字于美，实在是优势多多。

　　在越南未看到略能跟中国书法一比的越文手迹，令我感到汉字在实用过程里升华出书法这样一门高级艺术，是与汉字独具的优越条件直接相关的。拉丁字母共26个，而汉字的笔画也是20余个。汉字中只有独体字直接由笔画组构，复合型汉字另有第二层构字因子，即偏旁。《新华字典》的部首超出200个，汉字构件的可选余地如此之大，字形局部出现雷同的概率也就大大低于拉丁化文字。变化丰富，视觉效果就美观多了。拉丁字母本身较单调：线条圆溜，横画与方折很少（使用不多的大写字母中多些），只t、f、x、Q有直角交叉，虚松处更只i、j两个。而汉字偏旁大小交叉不计其数，“シ、三、立”这样的松灵处不胜枚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2 09: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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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单字看，拉丁文字只右向连缀字母成单词。虽利于快写，但审美上颇显单调，书写的动作也欠变化。汉字的组构就丰富多了，连独体字的组构都不单一（如“三、丁、人、九、乍、兆、戊、口”等）。复合字的组构式更有意味，仅仅上下类：昌、質、蠢、寧、蠱、薇、蠻、篷、茵、籌、嬴、爨……譬如“爨”字，上下五层，每一层的结构又各异。上述例字组构式互不相同，而实际的组构式还要多得多！左右类、包围类汉字同样如此。先读一读一味右排的拉丁化文字，再来考究汉字如许之多的不同结构，其品类之盛，令人目不暇接。汉字形体构成的极其多样催生了无限丰富的书写动作，组成一套套生动的书法舞蹈。

    汉字还有平面形式之外的变化——笔序上的多样，如“小”和“川”两字平面结构同类，笔序却各成一式。向右累加字母而成的英文、越文单词，若比为向右款款行走，则单个汉字书写即便不运用如跳水动作般丰富的笔法，也至少如同在扭秧歌，以至于中国的剑师都爱看书法家挥毫了。汉字太复杂、太难学属实，可在书法家眼里，那都成了“美丽的复杂”。我对学生说：“即便不讲颜筋柳骨等书写个性，汉字本身就自带着艺术之美。”

　　表意与方块，是汉字另一艺用优势。象形字和占汉字80％以上的形声字中的形旁是表意符号，而声旁原本也是表意符号。篆书象形味重，隶变后大减，但如“傘、馬、弓、然、凹……”仍与原义所指能对上形，这些字散布在众多不再象形的字列里，闪烁着具象美的萤光，带给中国人难以言表的亲切感，似乎无意间触着了上古先民的脉搏。其实，多数汉字都似“活体”，即便常人写来都依然更有某种浪漫情调与生命感。生命感并非就是具象，即便让不知伞、马、弓为何物的人来品读“傘、馬、弓”，他仍然会感受到活体的气息。生命感也并非完全抽象，我们似乎面对任何一个汉字都会有所联想，尽管无法浮现出清晰的具象，但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神秘的“意”象，美不可言。这是汉字本身的韵味、神采与意境。我在河内街头的恍惚，正归于周遭拉丁化文字中意象美与生命感的缺失。

　　当然，单个拉丁字母是有些许意象美的，原因正在于它略似方块形的汉字。拉丁化单词形体扁长注定了很难变形。方块汉字则像一团面筋，可长可扁，或圆或三角，给书写者挥运性情或调节章法以很大便利。方块又似一个点，向任何一方排去都自然成行。越南街头虽有下排的双条标语，但各字宽度过于悬殊和参差，殊失汉字对联的“对立”统一之美。

　　据新近的两则消息：一本《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的书已连续数周高居日本畅销书榜首，压过一度热卖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相关图书。中国外文局和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大型丛书之一的《中国书法艺术》，获得美国出版界两项图书大奖。这不仅折射出日本人对于汉字的重视程度，还可见西方人对汉字艺术的推崇。

文章出处:《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12 09: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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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 中国的“汉字存废”之争

作者:杨思信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主要载体，其极端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就中国汉字来说，自史传“仓颉造字”以来，其悠久历史已有数千年。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它怀着一份特殊的敬意，留下了诸如“敬惜字纸”一类的古训。得益于中华文化罕与匹敌的辉煌成就，以及“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事实，国人对方块汉字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存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l 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况，却显然与此大大不同了。国土沦丧，民族遭受蹂躏，异域文化、异域语言文字却如“八面来风”，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本土语言文字往昔一统的格局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被打破。既有竞争，必然要分出个高下，汉字与英语等拼音文字孰优孰劣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在近代中国遭受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列强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汉字存废”这原本属于纯粹学术层面的问题，又与“民族复兴”、“文化复兴”、“亡国灭种”等严峻的现实问题挂起钩来，其备受世人瞩目似又成为一种必然。随着民族危机的深重和“西方文化最优”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国人对固有文化的信心不断下降，而“西化”之风复愈演愈烈，文学西化的极端，就是文学工具——语言文字的西化。

    在近代，最早对汉字提出直接批评的，是外国传教士。19世纪末，少数传教士依据所谓“象形一表意一表音”的文字演化三模式论和“孤立语一粘着语一屈折语"的语言发展三阶段论，指责汉语汉字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语言至今还没能进化为一套精美的形态学体系”。传教士的这一观点，自然带有欧洲人固有的种族偏见。近代国人中，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废汉字主张的，是激进的维新志士谭嗣同。1 896年，其在名著《仁学》中，他就曾倡言“尽改象形字为谐音字”，此可视为近代“废汉字改拼音文字”主张之先声。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谭嗣同，其废汉字主张大多是偶感而发，缺乏系统性。近代“废汉字”思潮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代表者，还要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世纪派。

    1907年6月，几名留学欧洲的中国学者吴稚晖、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联合在巴黎创刊了《新世纪》杂志。该刊在猛烈抨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大力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同时，也提出废弃汉字汉文的激烈主张。1908年春，该刊连续刊出署名为“前行"、“笃信子”、“苏格兰君”等人的多篇文章，主张“直截了当”地废弃中国文字。

    总起来看，新世纪派当时主张废除汉字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汉字野蛮、落后；第二，汉字繁琐复杂，不利于人辨认、学习；第三，世界文明最终要走向大同，各民族文字最后必然趋于统一，因此汉字的变革在所难免。总之，他们认为汉字“直为一制造野蛮之化学药料"，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欲使中国日进于文明，教育普及全国，则非废弃目下中国之文字，而采用万国新语不可”。

    新世纪派的这一主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它也开了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少数人废汉字宣传的先河。新世纪派废弃汉字汉语主张公开发表后，首先遭到了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学者的反对。章太炎当时撰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章，毫不客气地称同属于“反满革命”阵营内的新世纪派一班人，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和“西方牛马走"。梁启超与章太炎等革命派政见分歧很大，但在反对新世纪派废弃汉文汉语这一点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当时写了长文《国文语原解》，是当时论争中双方难得一见的高质量的探讨汉字存废问题的文章，为反对论者增色不少。在讨论中，反对论者一致强调，汉文汉语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轻言废弃。章太炎则强调，只要国家不灭，民族界限犹存，民族语言文字址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如果强使一个民族改用另一个毛族的语言文字，必将导致其民族性的丧失。论者!特别提醒国人留意埃及、印度士大夫“不爱本国文字”而最终招致亡国之祸，以及日人在台湾，俄人在东北，分别强制推行日文俄文，企图泯灭中国人之民族意识等诸多残酷现实，强调汉字必须“准酌古今，研究保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10 10: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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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章太炎等论者不仅仅从“爱国存学”的角度，强调汉文汉语的重要性；而且还注意从中西文字的对比中，揭示汉字固有的优长，来批驳新世纪派关于“中国文字已丧失自身生命力”的荒谬观点。章太炎认为，中西文字虽有象形、合音之分别，但二者总体上互有优劣，难分短长。“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南至马来，北至蒙古，其文字也以合音成体，但其文化并不优于中国；即在俄国，识字的人也不会比中国为多。由此可见国民的识字程度与文化发达与否，不在文字的象形合音之分，而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他认为，汉语词汇丰富，壮物细腻，是连西方传教士也承认的中国文字的“独秀”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反对论者在肯定汉字优长的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如刘师培就指出，中国文字有五弊：其一，“字形递变，而旧意不可考也”；其二，“一字数意，而丐词生也”；其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其四，“由数字一义也”；其五，“由点画之繁也”。他主张从用“俗语”、白话文以及“造新字”等办法人手，改良汉字，逐渐实现文言合一。章太炎也看到了“汉文之深密”的缺点，为使国人“易能易知”，他特意设计了一套以36纽文与22韵文构成的汉语注音方案，为清末切音字和民初注音字母的形成和规范奠定了基础。

    这次“废止汉字”的论争者，主要是同属于当时革命阵营的新世纪派和国粹派。二者“排满共和”之政见虽同，但其文化主张却大相径庭。这次存废汉字论争说到底，还是两派根本相异的中西文化观在语言文字领域的深层反映。概括来看，当时章太炎、田北湖、刘师培等人对汉字的分析与辩护，无疑是极其正确的，而新世纪派则是错误的。新世纪派以西方文字作为参照系，强调拼音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必由之道”，从而认为中国文字“落后"。这多少反映了他们对语言文字发展历史的了解相对过于肤浅。而章太炎等人对汉字优长的揭示，则又表现出其深厚渊博的民族文化根底和坚定炽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白优黄劣”之论甚嚣尘上、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不断花样翻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它对于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抵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章太炎等人当时所坚持的“汉字优越论”，实际上正是坚持了中华民族反侵略、反压迫、反同化的立场，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反之，新世纪派诸人当时积极向国人推介世界语，其勇气诚然可嘉；但在中华民族失去民族独立、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们提出废止汉字、提倡世界语以求世界大同的主张，则明显超前而不切实际。日本人在台湾强制推行日文日语，俄人在东北强制推行俄文俄语，中国语言文字正在遭到列强的蹂躏和摧残，而新世纪派则奢谈什么废弃汉字行万国新语，其主张显得多么幼稚和不知趣!无怪乎章太炎称其为一批夸夸其谈的“西方牛马走”。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语言文字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一种符号体系，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交际工具，也是人类优于和高于其他动物的集中表现。这种符号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基本与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始终。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选择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文字，是由有着相当复杂原因的，而一经选择，它就具有稳定性(当然也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变化)。一般地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符号体系，从本质上看是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分的。以新世纪派为代表的废止汉字论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不了解这一点。此外，还应该看到，语言、文字等符号体系的发展变化，不单单是实用不实用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个文化背景、民族尊严和民族情结的问题，这点对具有悠久语言文字传统的国家来说，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它的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至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由于事关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子孙后代的生存，所以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变革，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予以研究、讨论和循序推进，而不能像新世纪派那样，简单、粗暴否定了事。   

    不过，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围绕汉字存废的论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刚刚启幕。

出处:杨思信著《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