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端与下端的改革对中国整个改革作用,还更多地表现在这两项改革所产生的“链动效应上”。正是上端的改革,廓清了观念和传统意识形态障碍,才使农民成为敢于冲破旧体制最早的改革者,同样正是高端改革的启动,突破“凡是”束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才使农民最初的创造性改革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使民间改革变成了中国有组织的改革。
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形成的对全社会的示范和激励效应,由此引发中国改革从两端向中间深入。城市和企业的改革的启动,以及渐渐式的价格体制改革,又形成了对政府改革的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改革的形成,使起始于上端和下端的改革深化为中心搞活、全面激活的改革。中国改革从高端到下端,再深入到中间的改革过程,成为中国改革最佳的选择。
三、“鸟笼结构”改革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在80年代建立的稳定两端,搞活中间的改革模式,主要完成了以下改革任务和使命:
1、在政府的主导下,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市场已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制度。
2、在持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资本、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引进。以2001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初步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
3、实现了按照改革模式设定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同步进行的改革目标。原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走的是一条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体制转型的改革道路,而中国改革奇迹就在于同步成功地实现了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成功地落地,而且也完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转变,目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发展起飞时期。
4、实现了改革之初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初步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1980年的 元人民币增长到960。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5亿下降的3000万。人均GDP由1978年232元增加到2001年的5924元,23年时间翻了近三番1978年我国的人均GNP只有190美元,1978年我国的人均GNP只有190美元,1999年达到78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首次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0年已升至840美元。
经济改革就发射火箭一样,需要多级推动才能进入预定轨道。两端锁定,中间搞活的鸟笼改革模式,是适应中国改革初期的需要而建立的。随着时间推移,当鸟笼中的鸟不断长大时,就有一个改革模式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90年代末开始显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80年代形成模式框架,已经成为严重约束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一)、在土地联产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的下限边界,无法承担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保安全、抗风险功能。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个“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个时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改革发展最好时期。此后,从90年代年到2004年,尽管三农问题不停地讲,但是在解决问题的具体举措上,农民问题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状态。
譬如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支出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其中一大半是农林水事业单位的“人头费”。在80年代承包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被不断升级的各种收费增加农民负担所抵消。由于在农村既缺乏足够资金投入,也缺乏所需要制度创新供给,使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到了不堪负担的地步。
在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连续下滑、耕地撂荒、部分农民有组织抗争、宗族势力抬头、民间非法组织猖獗等潜在政治问题。从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改革红利则逐渐变成了赤字。中国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农民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