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怎样超越现代主义
如果说,超越原教旨主义的前现代主义路线的问题,主要是形下学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民主与科学的问题,那么,超越现代新儒家的现代主义路线的问题,就主要是形上学层面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谓“返本”、“内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已经谈过,今天限于时间,就不展开了,只是简单地说说:
第一,关于“返本开新”的“本”。哲学、思想的建构,当然不能没有“本”,不能是“无本之木”。但所谓“本”其实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根据的范畴,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是首先要接受“解构”、“还原”的。所以,我提出了“本源”的观念,意思是:不仅不能是“无本之木”,而且首先不能是“无源之水”。没有水源,木本也是不能生存的。而所谓“源”,就是儒家所说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其实就是孔孟首先关注的那种本真的生活情感——仁爱情感。这种仁爱情感不仅先在于“末”(形下学),而且先在于“本”(形上学)。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第二,关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内圣”。前面说过,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内圣”,是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例如牟宗三先生所说的道德主体、德性本体。这不符合“圣”这个字的本源意义。我在我的书中谈过这个问题。[14] 简单说,“聖”这个字的构成,从“耳”从“口”,就是:倾听着,言说着。那么,倾听着什么、言说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孟子是怎么解释“圣”的,他说,圣就是“仁且智”(《孟子·公孙丑上》[15])。“仁”就是本真的仁爱情感,“智”就是对这种情感的领悟、也就是“良知”、及其言说。所以,倾听生活情感,言说生活情感;倾听仁爱,言说仁爱:这就是圣。这里没有什么德性本体,或者说是超越了德性本体。
(三)怎样超越后现代主义
大家知道,如今,后现代主义很时髦。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最根本的一个思想特征,就是德里达的那种“解构主义”态度。其实,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特征,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由实证主义哲学表达出来了:拒斥形而上学。这好象是一种“时代潮流”了。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我的思想立场跟后现代主义有一致之处,就是拒绝传统形而上学,包括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前现代形而上学、现代新儒家的现代性形而上学。但请注意,我所拒绝的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其实,我的主张是“重建形而上学”。这是跟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我的说法是:形而上学乃是不可逃逸的。你不可能拎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总得有一个立足点。事实上,作为形而下学的科学、社会制度规范,都需要形而上学来奠基。[16]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彻底拒绝形而上学,而是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建形而下学。怎么重建呢?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回到大本大源、源头活水去,在本源上重建形上学、形下学。这种本源,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在当下。所以,我的生活儒学的构想,是一种当代主义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是一种“当下主义”吧。
--------------------------------------------------------------------------------
[①] 张杨(1957—),男,安徽凤阳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博士。现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理学院副院长,天文与应用物理系主任。
[②] 张君劢:《人生观》,原载《清华周刊》第272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辑,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初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再版。
[③]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原载《努力周报》第48、49期,收入《科学与人生观》。
[④]“一分为二”的最早出处,见于隋唐时期的杨上善注《黄帝内经·太素》,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原文:“一分为二,谓天地也。”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51页。
[⑥]《庄子》:王先谦《庄子集解》本,《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⑦]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⑧] 乾嘉学者之中,钱大昕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阮元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
[⑨] 鲁迅:《青年必读书》,见《华盖集》,收入《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⑩]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11] 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台湾《鹅湖》2000年第12期、《学术界》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
[12]《论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3]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 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61-163页。
[15]《孟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6] 参见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2005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来源:「天益网
http://www.tecn.cn」(2009年2月23日)。
【编贴者按】本文作者黄玉顺,1957年生于成都。1981年成都大学中文系毕业。1992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专攻:中国哲学·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中国伦理学及政治哲学。近年提出了影响广泛的“生活儒学”思想。发表学术著作:《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1995)、《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等。并发表有多篇论文。本文为作者2008年4月10日在中国科技大学所做的专场报告,由研究生李龙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5 10: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