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一种观点看来,中国在1958年、1970年和1980年实行的行政性分权的财政体制,的确为市场关系在地区之间竞争的缝隙中成长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的倾向得以滋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间相互封锁、分割市场以及对本地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等行为,已经成为形成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market,即一体化的市场)的重大障碍。甚至有人把中国经济称为“诸侯经济”。
因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当市场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打破地区封锁和形成统一市场就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篇:增量改革(1979年至1993年)
在计划体制内多次徒劳无功的改良尝试和震荡,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考虑其他方向的变革。允许微观主体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极为重要的积极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更为系统的增量改革战略。
从小岗村的农地改革试验开始,允许人们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抉择。在分散的微观主体成功尝试的基础上加以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逐渐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些成果固定并加以推广,是一个伟大的经验。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增量”的强大生命力一旦释放,便迅速为社会所认可,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不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更在与“存量”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反映稀缺资源程度,并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价格体系在“增量”中逐渐形成,最终在大多数领域内将原有的公有经济彻底融入了新的价格体制。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新旧两种体制的优劣立判;在经济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下,就无法再回头了。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此后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是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把这种改革战略叫做增量改革战略。往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改革战略有关。不过,由这种改革战略长期延续所带来的“双轨体制”,也造成了一系列很难解决的问题。
“体制内改革”受挫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固然已经难以为继,但无论是意识形态、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是原有体制的惯性,都决定了新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从天而降。当改革已成大势所趋,改革的方向却存在争议。究竟是继续在原有体制下进一步改良,把重点从“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改为“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还是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甚至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改良的主张在辩论和实践上一度占据上风,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很快再次显现。与此同时,包括产权改革萌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则开始在民间小心而积极地尝试,并显现出勃勃生机。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和使上亿人遭到迫害,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全社会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变革救亡图存的共识。这正像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