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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纪念亨廷顿（1927-2008）」　弗朗西斯•福山(第1－第2楼)
(2)「文明和秩序」 萨缪尔•亨廷顿(第3－第5楼)
(3)「塞缪尔·亨廷顿的历史遗产」 黄安年(第6－第７楼)
(4)「亨廷顿的意义」埃里克•考夫曼 (第8－第9楼)
(5) 亨廷顿：无自由的秩序优于无秩序的自由(第10－第13楼)

纪念亨廷顿（1927-2008）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吴万伟 译

在圣诞夜得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去世的消息真让人悲伤。他是我长期的老师、朋友，也是《美国利益》的编委。我是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认识亨廷顿的，当时他刚刚从卡特政府辞职来到政府管理系工作。通过每年夏天在位于波士顿鳕鱼岬的维阿诺俱乐部（Wianno Club）年度会议和他在哈佛主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讨论会和聚会，他比多数教授都更好地维持了和从前学生的联系。

亨廷顿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最能体现他学术成就的地方就在于其著作涉及的范围，和每本书都成为各附属领域主要参考书的事实：军民关系方面的《军人与国家》、国防政策方面的《共同防御》、比较政治学方面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国际关系方面的《文明的冲突》、美国政治方面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前景》和《我们是谁？》等。通过学术成果和他的众多学生，他实际上创立了政治学中的战略研究学科，这是个在他之前多数大学都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领域。

因为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会有很多纪念亨廷顿的文章，我想主要谈谈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即他在比较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首次出版于1968年，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创建笼统政治发展理论的努力，在该领域留下深刻印记。当我在1997年定期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书评时，曾指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国际政治领域在过去七十五年来出版的五本最佳著作之一。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亨廷顿请我为他在2006年出版的平装本新版本写序言。这是我非常愿意接受的荣誉。下面简要引用我在序言中写过的话：

“为了理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思想意义，有必要把它放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的背景下。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高潮，也许是美国雄心勃勃要创造人类社会发展总体实证理论的尝试。现代化理论根源于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理论家如亨利•梅因（Henry Maine）、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思、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的著作。这些作家的著作建立了一系列概念（比如,身份/契约、机械结盟/有机结盟、礼俗社会/法理社会、魅力权威/理性官僚权威等）企图描述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转变中发生的社会规范和关系的变化。他们主要根据早期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企图总结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欧洲社会理论都被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这些理论观点流传到美国，被二战后在哈佛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等地方工作的一代美国学者所接受。韦伯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导下的哈佛比较政治系希望那创建一个结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

“194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也对应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时期，这些新独立国家有强烈的理想实现现代化，赶上从前的殖民地宗主国。诸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白鲁恂（Lucian Pye）、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戴维•爱普特（David Apter）和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等学者把这些重要发展看作社会理论的实验室，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水平和把他们的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重大机会。

“现代化理论把强烈规范性的价值放在现代性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好处是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像都市化和亲属体解体等社会关系的变化、更高程度范围更广泛的教育、走向诸如“成就”和理性等价值的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机构的发展等都被看作相互依靠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推动更好的教育，教育程度提高导致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又推动现代政治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正面挑战这些假设。首先，亨廷顿认为政治堕落至少和政治发展有同样大的可能性，新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就是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混乱。第二，他认为现代化的好处常常运行在交叉的目的上，尤其是当社会动员程度超越政治机构的发展后，人们会非常沮丧，因为社会各界人士根本不能参加政治体制。这导致一个他贴上“普力夺主义”（执政官制）（praetorianism）标签的条件。这是造成叛乱、军事政变、软弱和组织不良的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没有边界的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方面。后者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因为像政党或者法制体系等机构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创立和演化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0-15 07: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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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从这些观察中得出针对现实的隐含意义，也就是，政治秩序本身是好东西，但不能从现代化过程中自动产生。实际上正相反：没有政治秩序，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不能成功进行下去。现代化的不同成分需要被排序。在政治参与度上的过早扩大比如初期选举可能动摇脆弱的政治体制。这确立了发展战略的基础，后来被称为“专制过渡”，即现代化的独裁提供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一旦所有这些积木到位，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民主和和公民参与就可以添加上去。（亨廷顿的学生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自由的未来》，标志着这个论证的更新的变体。）

“亨廷顿著作的意义必须被放在本书出版时美国外交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这个背景下看待。1968年标志着越南战争的高水位标记，当部队力量增加到五十万人，而越南春节攻势破坏了美国民众的信心。许多现代化理论希望他们的学术著作能对美国政策有宝贵的价值，沃尔特•罗斯托的书《经济增长的阶段》是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指南，因为它试图缓冲像南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抗拒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国人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成功故事。北越和南越建造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式国家的竞争最终以后者的失败而结束。

“亨廷顿认为存在将专制独裁现代化的另外一种前进道路，这个观点在1960年代后期高度两极化的美国背景下遭到很多人的辱骂。不过，正是韩国的朴正熙（Park Chung-Hee）、台湾的蒋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等领导人创造了所谓“亚洲奇迹”，即使越南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可以大胆地说《政治秩序》最终颠覆了现代化理论。它是钳子攻击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尖是批评左派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理论家神圣化种族中心主义的欧洲和北美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人类遵循的普遍道路。美国社会科学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涵盖一切的理论，开始后来陷入当今方法论巴尔干化的衰落过程。”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早期著作之一，确立了他作为政治学家的地位，但决不是他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他关于民主转型的著作也成为冷战结束时期被广泛引用的参考文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系列文章开始于1984年在《政治科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更多的国家将成为民主国家吗？”。亨廷顿在调查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民主转型的情形后，指出如果考虑到不祥的结构和国际条件的话，世界将不大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看到更多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国家。当然，这是在柏林墙倒塌前仅仅五年的时候写的。在共产主义模式垮台后他很快改变思路，写了《第三波》，这本书给予这个时期一个名称。但是，《第三波》对于民主的立场和该领域的许多文章不同，这些文章要么集中在机构上（比如在施米特、奥唐耐尔、怀特海等系列），要么集中在民主稳定性的结构条件（这个是从李普塞特（Lipset）经过普沃斯基（Przeworksi）传下来的传统）。亨廷顿注意到第三波转变的大部分已经出现在文化上的基督教国家，在20世纪末期的民主化模式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尤其是天主教世界在追赶新教徒的第一波转变者，正如天主教社会在资本主义革命中也落后一样。但第三波不是最终将要包括所有社会的更广泛文化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扎根于继承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价值的社会。虽然可能当时不明显，但《第三波》的论证预兆了后来在《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以及他和拉里•哈里森（Larry Harrison）编辑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更加详细论述的许多主题。亨廷顿坚信文化价值的持久性，以及宗教作为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的地位是对现代化理论更深刻的驳斥，而不是对《政治秩序》中提出的著名理论的驳斥。全球化只是表面的力量，创造了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达沃斯人”的稀薄外表，不可能最终保证和平或者繁荣。美国并不代表普遍性民主运动的先锋，相反，不过是根源于‘盎格鲁新教徒’社会的成功道路。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学术努力集中在宗教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上。

在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我和亨廷顿的观点不同。尽管我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力量和持久性以及现代自由民主扎根于基督教文化价值的方式等，但是在我看来，在解释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起源而不是持久性方面，文化能发挥更有用的作用。我觉得，亨廷顿低估了人们对生活在具有责任政府的现代自由社会的普遍渴望。他的论点主要建立在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看作两个完全分离的过程基础上，这一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他描绘的文化冲突的惨淡世界图画受到伊斯兰教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喜欢，但是对于解释当今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大帮助，实际上也不能帮助解释不是伊斯兰分子或者民族主义者的伊斯兰世界或者俄罗斯的人们的动机。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文明，它们的动机包括了众多的利益和积极性，这些往往能战胜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尽管如此，亨廷顿的论证往往影响大，学术功底深厚、说服力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你也不可能不用最大的严肃性看待他的论点。亨廷顿的著作提供了后来所有讨论所使用的词汇和结构，涉及的话题包括美国政治、国防政策、民主转型、美国身份认同等。除了众多著作外，亨廷顿还是个伟大的老师，培养了整整一代学生，他们实际上重新改造了政治科学的所有附属领域。从他最早期的著作到最后一本著作都引起激烈的批评，但这恰恰是具有独特思想和重要观点的学者的标志。可以大胆地说的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不大可能再见到像他这样杰出的人物了。

译自：“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 by Francis Fukuyama
http://the-american-interest.com/contd/?p=688
原载:「思与文」(2009年1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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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秩序

萨缪尔•亨廷顿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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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 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

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

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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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go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消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陆。一位台湾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夏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了国大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资料来源:「西祠胡同」(2004年1月26日 )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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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的历史遗产

作者：黄安年

美国哈佛大学网站2008年12月27日发表声明说，国际政治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辞世，享年81岁。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即23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撰写超过90篇学术论文，其中1996年问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39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专著均有较大影响。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萨姆是那种令哈佛大学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学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争论他的观点。我认为他显然是过去5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之一。”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4.18－2008.12.24）确实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引发极大争议的遗产提出了如何处理文明和宗教差异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  

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文明的冲突？》,《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且不论对于当代世界这种文明的分类是否妥当，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和发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战思维，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及民族发展的演进过程，所有现存文明从根本上说具有互补性,并不存在你死我或、谁战胜谁的问题，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抗。某些文化现象从历史上曾经一度相对抗、排斥、封闭走向了在当代各类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显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基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当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政治大国的崛起得益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优势互补。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受惠于西方文明和东亚国家和地区民族精神的结合。多元性和兼容性成为实际上已经世界各类文化发展的主潮流。世界各类文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共同发展的机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现代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能否相互协调已经成了各国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被奉为世界各国文明“典范”的美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反传统文化”的兴起已经面临着“美国精神”的危机；90年代以来随着种族危机的加深，美利坚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白人主体文化(WASP)面临新的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相对削弱，“美国精神”又面临又一次危机。在这方面以一批未来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家为先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随即一些政治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这个越来越多样统一的世界里,人们应当重视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文明或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念的不同、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不应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间文化或文明间相互尊重、理解、共处和合作。  

在这个全球化和多样化共存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把全球化、国际化解释或理解为西方化、资本化甚至美国化是一种误导。在全球性问题上把历史上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造成了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别，以“文明”、“民主”、“现代性”等为号召要求按美国和西方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行事，这就在实质上推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上述《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并引发激烈争论。有评论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任何一篇文章。” （亨廷顿，塞缪尔：《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亨廷顿又在1993年《外交》季刊11/12月号发表文章称：“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从此评论更多。单是王缉思教授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所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就有26篇。这里提出了人们应当重视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文明或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念的不同、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不应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间文化或文明间相互尊重、理解、共处和合作。连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并非适用于全球”。（亨廷顿：《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外交》杂志1996年第11-12月号）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1997年12月)中写道:“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称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门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地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发展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13 编辑 ]

杰亮

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他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接着写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的‘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顿在该书前言中说：“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的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段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然而,本书和1993年及1996年的观点相比,他相当坦率地表达了西方文明衰落论的问题。在第12章“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中”，他指出：“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自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有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败包括: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2.家庭的衰败；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5. 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西方未来健康及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它们原来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者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期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亨廷顿认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者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同时，亨廷顿在书中强调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十分重要的变化，它等于承认的多元化。  

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政治民主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命题，世界各族人民有智慧来谋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种族之间的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存共荣,同舟共进。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没有保障的。

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2008年12月2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7 08: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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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意义

作者：埃里克•考夫曼  吴万伟 译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亨廷顿在圣诞夜去世。可以肯定他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获得现代“大思想”家万神殿中的席位。但是这个群体中很少人像他这样引起争议，引起同行持续不断地讨厌和排斥。亨廷顿遭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在美国轰炸越南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纽约书评》上就攻击他，后来又把亨廷顿最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1996)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亨廷顿在申请加入国家科学院时两次遭到拒绝。

他为什么引起如此强烈的愤怒呢？其实要确定其政治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他是终身的民主党人，1968年为极端自由派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工作，2004年投票支持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他也是坚决支持越南战争的保守派。他短暂的军事生涯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1957)，该书赞美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理念。他写到，在西点军校，“集体意志取代个人冲动”，是文明的巴比伦中的后期斯巴达。这本书注定了他得罪自由派同行的命运，一个评论家把他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和美国新教徒圣公会教徒，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的几代祖先都是哈佛人。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政治的不是种族的，他尊重像军队这样的机构和宪法而不是永远的风景或者英勇的祖先。在《不和谐的前景》(1981)中,他写到作为观点的美国身份，他认为美国缺乏阶级冲突，所以没有必要寻找欧洲神秘的民间民族主义。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还是移民都急于扔掉过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他没有把清教徒或者先驱者浪漫化的任何意思。

亨廷顿天生是个保守派，这是因为他尊重有秩序的社会，但他也支持把保守主义当作捍卫自由机构反对共产主义破坏的必要工具。在他的很多书中，他攻击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认为这些人因为坚持不可能的乌托邦标准从而破坏了这些机构在世界上的有效性。

就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夕，亨廷顿的思想体现出冷战新保守主义的色彩，他相信非西方文化成为推广民主的障碍。但是共产主义的垮台动摇了这个观点，让他重新欣赏文化的力量。柏林墙倒塌四年后，他写出了历史意义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后来又把它扩充为一本书，指出文化冲突将成为后冷战时期的定义。

亨廷顿拥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担心美国和西方由于狂妄和堕落而陷入衰落。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强烈呼吁复兴集体精神，既排斥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排斥国外的新保守主义普遍主义。他逐渐认为通过海外尊重差异国内竭力复兴西方文明才是更好的办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4 09: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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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袭击后，亨廷顿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文明的冲突”成为从南部苏丹的叛乱分子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广泛引用的名言，不过同时也引起争议。左派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宣称“无知的冲突”把伊斯兰描述为铁板一块儿，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亨廷顿反对他们的普遍主义进入穆斯林世界的旅程感到震惊，(他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非常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对于左派和右派的普遍主义感到怀疑。)他的反对让自由派批评家感到不快，也不愿意理睬。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2004)中，亨廷顿加倍下注，进一步主张复兴美国的文化民主主义，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已经超过美国黑人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挑战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核心。因此亨廷顿重新思考他的要包含文化敌人的例外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在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他的观点类似于过世的历史学家韩牧（John Higham），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纽约人也担心说西班牙语的美洲移民的数量和地理上的集中性，这和从前分散多样化的大量移民涌入不同。亨廷顿担心拉美人的分裂当然是放错了地方，但是他对于美国文化核心的关心和他对于世界主义的外地精英的轻蔑显然能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共鸣。美国的思想界精英显然不高兴，把这本书描述为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哈佛及其他地方的贱民地位。

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到他的成就。他不仅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非常需要的矫正思想。但是最终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对于国家行为的明显解释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人们不能像想象自己的国家那样想象自身的文明。人们把自己和隔壁邻居区别开来，但无法和远方的文化团体区别开来。当国家间结为联盟时共同的文明身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能成为这个规则的部分例外，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使乌玛（umma）和欧盟也仍然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本质上是打破传统的斗士，亨廷顿从来没有把命运交给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个国家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是自由意志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拥抱新保守主义，非常同情民族主义、宗教和军队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看作自由派民主党人。作为保守的民主党人，他又是思想上的另类。但他和美国思想界精英保持距离的情形不过证明了他是正常人：大部分战后美国选民一直自认为是保守派民主党人。一小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中间派比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或者刚去世不久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他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主张美国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只要关心自身的事务就好了，这比他的优秀学生更好地确定了亨廷顿的遗产。

译自：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by Eric Kaufman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10578
原载:「思与文」(2009年2月1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2-14 09: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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