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1943年出生于美国的Indiana州,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009年3月18日受聘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1979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获得过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主要智囊。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2001年他与另外两位美国教授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分别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奠定的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中，乔治·阿克尔洛夫所作的贡献是因为他阐述了这样一个市场现实，即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迈克尔·斯彭斯的贡献是由于他揭示了人们应如何利用其所掌握的更多信息来谋取更大收益方面的有关理论。而斯蒂格利茨则阐述了有关掌握信息较少的市场一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的理论。他们的分析理论用途广泛，既适用于对传统的农业市场的分析研究，也适用于对现代金融市场的分析研究。他们的理论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1976年他与罗斯柴尔德合写的“竞争保险市场的均衡，论非完美信息经济学”是“劣势选择”领域的经典之作。他考察了什么样的无信息代理人在非对称市场上可以改变他们的结局，同时更深入地研究了保险这个特殊的市场。他认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保险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投保人对投保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究竟怎样。这种非对称也称“隐藏知识”。他论证，均衡的唯一性是隐藏模型的典型特征，因为隐藏均衡与最有社会效率的信息发送均衡是一致的，他的文章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现在，分离和均衡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的规范概念。他在大量和别人合著的文章中，反复指出了如果忽视了信息的非对称性，经济模型可能造成误导。1984年斯他和夏皮罗创立了被称之为效率工资的劳动市场模型，以期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非自愿失业。成为现代劳动力及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成果——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激励，体现了高度的学术上性概括，更具实用性。他所倡导的一系列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也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享有盛名的学者之一。

目录
(1)自述：写给教科书《经济学》的中国读者(第1－第2楼)
(2)数字时代的经济学教科书(第2－第2楼)
【复旦演讲集锦】
(3)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终结IMF一家独大(第３－第３楼)
(4)中国若注资IMF 游戏规则先要改(第４－第５楼)

自述：写给教科书《经济学》的中国读者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自从完成第一版以来，我一直积极从事经济政策工作，试图将第一版中阐述的某些基本思想付诸实践，将这些原理解释给总统、首相和议员们（我的新“学生”）。从1993年到1997年，我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后来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和总统内阁成员。在这些职位上，我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服务，而在出现了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时，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从1997年到2000年，我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围绕全球经济危机相关政策的争论。当这个十年行将结束时，我主持了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行的批评性的评价。对大多数这些国家来说，这一转轨并不成功，所承诺之繁荣并未出现，反而贫困在增加，收入在下降。这些国家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并引伸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什么结果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在何种范围内，这种差别可归因于特殊的政策？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而言，从这些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讨论往往是十分热烈的，当我置身其中时，我深感遗憾的是许多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人们没有系统学习过本书的前两版。我曾指出，许多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推行的政策加剧了经济衰退，并将负效应扩展到其他国家。经济危机风暴之后，这种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出于同样原因，日渐统一的看法是，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推行的政策“休克疗法”导致异常迅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是导致这些国家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

　　诸如大萧条和1997～1998危机这样一些时期，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却为检验经济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医生通常可以通过研究病理学，即当身体出毛病时发生了什么情况，而获得许多关于人体的认识。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在第一版中我所强调的一些主题已被证明对于理解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转轨失败都是十分关键的。例如，我在书中强调了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和各国之间的联系。金融市场的脆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国家之间的联系则导致“传染”，像病毒一样，一个经济的“疾病”会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经济问题与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的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一个时期的问题是失业，一个时期的问题可能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时期的问题则可能是如何改善经济增长等。同样，中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每个阶段均建立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上，每个阶段都有计划地处理前些阶段未能处理好的问题。政治家和新闻记者都喜欢借助简单的解决办法，使用流行的口号。然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不过，所有这些复杂事物的背后是一些相对简单的基本原理，尽管一个经济面对的主要挑战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但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经济学》（第三版）更系统、更科学地为读者提供了这些原理，从而可以使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阶段的问题，还可以了解中国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当我着手撰写本书时，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能够提供对现代经济学的充分理解。自从半个多世纪前保罗·萨缪尔森撰写的最后一部主要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科书以来，经济学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信息经济学”（我因此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理解个人和厂商的行为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均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考虑到不完全信息和对理性的系统偏离，经济学家对标准分析的局限性有了更好的把握。与这些变化相平行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某些国家（如美国），制造业在迅速萎缩，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农业的萎缩一样。对与互联网相联系的“新经济”的诸多讨论可能有些言过其辞，但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重要变化，我们在这一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中国而言，这些变化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互联网意味着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巨大的知识存量。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分开的不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是知识上的差距；而对那些掌握了互联网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知识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属于最善于利用新技术的国家之一。然而，新技术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微软公司（Microsoft）这一全球性垄断厂商，突出表明了确保竞争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明显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全球性的行动。为确保更多地接触到这些重要技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采取了促进开发源代码技术（Linux系统）的措施。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9 12:20 编辑 ]

杰亮

我在过去十年里有关经济政策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一部反映这些思想变化和我们周围世界变化的教科书的重要性。

　　像第二版一样，本书不仅考察了厂商和家庭关于如何支出、提供多少劳动、生产多少、储蓄多少等决策，而且考察了宏观经济学，包括增长问题、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它们都是公共政策讨论的中心内容。对宏观经济学的讨论是建立在前面章节的坚实微观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这种联系不仅是最近五十年经济学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而且其重要性在东亚危机中被戏剧性地显现出来：金融机构的脆弱和企业的严重负债（特别是欠国外银行的钱）是导致1997～1998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因素。

　　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而写作一部教科书也涉及到许多选择。在写作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时，做出选择尤其具有挑战性：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讨论，但篇幅却有限。我深信，本书的选择———既包括主题的选择，也包括每个主题中所强调的问题———涉及到诸如技术进步和激励、私有财产与利润、竞争与贸易、通货膨胀与失业等十分广泛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读者在学习经济学科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与对当代关键性的经济问题深入理解之间保持平衡的愿望。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

数字时代的经济学教科书

作者：黄险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1993年第一版）出版后被认为是继萨缪尔森的同名教科书（1948年第一版）出版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一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该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就被翻译多种文字，包括西班牙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拉脱维亚文版。梁晶工作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推出的该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中译本，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该书第三版的中译本也即将出版，作为参加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翻译的一位译者，很想与希望了解本书特点的读者朋友们交换一下自己的看法。

　　熟悉前两版的读者会首先注意到一个变化，那就是斯蒂格利茨增加了一位合作者卡尔·瓦什（CarlWalsh），他是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因其货币经济学的研究而享有盛誉，是著名的研究生教材《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学译丛”系列出版了中译本）。卡尔·瓦什的加盟将他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和教学经验融入到了这本教科书中。

　　总体上讲，第三版对第二版从头到尾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总的篇幅有所减少（大约减少了15％），并从第二版的40章减少到了第三版的37章。同时，为了便于教学，对章节的安排也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不过，信息量仍然很大，足以向读者生动地传达现代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和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

　　由于作者的一个基本目的是要写一部反映经济学最新发展和尽可能反映经济学家研究方式的现代教科书，第三版在保持前两版特点的同时，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变化。首先，由于策略行为已渗透到现代经济分析之中，作者增加了关于“博弈论”的一章，利用简单的例子介绍诸如纳什均衡、占优策略、后向归纳等有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其次，经济波动模型反映了宏观经济学家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的政策分析框架。第三，利用通货膨胀和产出来建立波动模型，而不是基于价格水平建立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然后附加一个价格水平调整模型来解释通货膨胀，这对于分析那些采用了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中央银行的政策实践，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第四，对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和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转轨进行中肯评价。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直接参与了围绕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的争论，并主持了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进行的批评性评价。

　　第三版中最大的变化或许是关于“新经济”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新经济现象和新技术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一变化贯穿本书的始终，不仅反映在内容上，而且也反映在体例上。作者希望读者了解，虽然“技术变了，但经济法则并没有变”：自亚当·斯密以来，无数经济学家建立和完善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了解现代经济的指南。虽然生产的方式、所生产的商品、以及交换的方式，都在发生急剧变化，但基本经济法则仍是我们了解21世纪经济运行的钥匙。

　　为了体现这一视角，作者对第二版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使读者系统把握现代经济理论同时，还着力于使读者了解经济理论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经济现象，解释数字时代的经济问题，以及新经济现象如何增进了我们对经济理论的认识。

　　比如，前两版均以“汽车与经济学”作为全书的出发点，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汽车工业透视出其所牵涉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在第三版中，这一章则变成了“新经济与经济学”，而前两版的“汽车简史”也变成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故事”，并通过互联网的故事来引入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同时，体例上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变化。比如，几乎每一章均有“e 观察”栏目，将经济学原理应用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最新发展上（我们将e Insight以及e Case分别译为“e 观察”和“e 案例”，感觉有点怪怪的，但实在是找不到更恰当的译法）。一些“e 观察”包括“市场、交换与电子商务”、“互联网时代美国的比较优势”、“2001年的衰退：裁员与停产”、“信息、竞争与互联网”、“网络外部性、新经济与垄断势力”、“利用互联网增强价格歧视”、“信息技术与新经济”、“劳动市场与互联网”、“新经济与不平等”、“新经济与创新”等。每一章均有一个或多个“互联网连接”栏目，提供互联网资源和主页的有用链接。

　　不仅如此，在每一篇最后均有一个综合案例，并被称为“e 案例”（e Case），主要利用该部分的经济学原理，更深入地探讨“新经济”问题。这些案例包括“‘新经济’与旧经济学”、“电子商务”、“信息时代的竞争政策”、“在线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与宏观经济”、“商业周期变了吗？”、“提高限速”和“生产率与NAIRU”。最后三个案例在标题中虽然并没有明显体现出“新经济”特征，但所讨论的仍然是新的信息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尽管前几年人们对新经济的许多讨论确有言过其辞之处，但信息技术对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利用现代经济理论对这些变化进行理性分析，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而且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因此，这样一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似乎正是经济学界所期待的。

　　可见，对初次学习经济学原理的读者而言，这部教科书应该是非常有吸引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前两版能够为广大中国读者所喜爱，表明与国外其他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相比，本书更适合中国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优点外，还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不像其他许多同类教科书通常省略建立模型的过程和模型之间的联系，利用图形或通俗故事直接给读者一个又一个结论，本书的模型推导和理论阐述更为严谨。其二，斯蒂格利茨本人认为，他的这本教科书在亚洲能够获得成功一个的原因是，其他美国教科书都是为美国学生写的，而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中没有一位对亚洲经济比较熟悉，而他是中国经济和其他亚洲经济的比较亲近的学生（他1967年第一次到亚洲，1981年第一次到中国），东亚经济的成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中译本序”）。

※本文作者为《经济学》（第三版）的译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9 12:04 编辑 ]

杰亮

中国若注资IMF 游戏规则先要改

作者：王诚诚

　　“与其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中国不如选择更能尊重本国基本原则的组织进行资金援助。”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昨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斯蒂格利茨举例说明，不允许干涉国家内政是中国的基本原则，但IMF多次违规。他认为，不仅针对中国，IMF等国际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经常都是有条件的，而这显然有失公平。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此前作为IMF等国际组织资金提供者的发达国家纷纷自顾不暇，因此IMF等组织开始向外汇储备充裕的中国申请援助。对此，有专家提议，中国有可以考虑注资IMF，但在帮助其渡过难关的同时，应提高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而这一提议显然被斯蒂格利茨泼了冷水。

　　斯蒂格利茨强调，国际货币储备体系、金融监管等游戏规则均有待于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获更多支持与保护。

　　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是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一贯批评者，在昨日的论坛中，他又多次提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尤其提到，为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所提出的很多政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斯蒂格利茨称，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制造”，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情况还不算太糟，而对很多资金相对匮乏的国家来说，则面临更为艰难的困境。”

　　“是时候改变游戏规则了。”他呼吁，“我们的金融政策的整个框架其实是有错误的，没有办法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它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经济全球化使得现在的这个问题以最快的速度向全球蔓延。现在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化了。”

　　斯蒂格利茨表示，未来我们需要的金融体制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具有一个全球的金融协调机构，以及一个全球性的新金融系统。

　　在为发展中国家鸣不平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表示，寄希望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快恢复增长，以带动全球经济走出阴霾的想法“显得过于乐观”。

　　在他看来：“在全球化如此广泛的背景下，美国遇到如此大的金融危机，你很难说中国还能够一直保持不变。2009年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将是负数，这样的危机会危及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在出口方面，包括住房、消费在内所有增长都将有所下降。”

　　不过，斯蒂格利茨也肯定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他表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恢复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需要恢复自己的信心，以帮助全球经济稳定下来。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09年3月17日）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终结IMF一家独大

作者：李关云

　　“现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资金,并不是最佳选择。”3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应“上海论坛2009”邀请,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之际,依然旗帜鲜明地扮演IMF批评者的角色。而在2天之前,3月14日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与会各国已经原则上同意对IMF注入资金。但是,斯蒂格利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在市场非对称信息上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正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一向重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向来提倡“去监管化”的IMF意见相左。

　　斯蒂格利茨认为,去监管化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倡导去监管化的IMF的信誉最近也受到影响。“如果不改变监管规则,市场很难恢复信心。”

　　“75年前凯恩斯已经说过,全球货币储备存在问题,他认为创立IMF应该会有所作为,但是IMF没有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有过很多改革倡议,但一旦经济恢复,改革的议题就束之高阁。

　　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是斯蒂格利茨的弟子,他戏称斯蒂格利茨走的也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一流大学任教多年之后,斯蒂格利茨一度出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职,1997年起又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职务。

　　斯蒂格利茨向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是50年来第一次全球经济负增长,这也是全球化时代遭遇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要走出衰退,各国必须携手应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各国还可以依靠出口增长迅速走出衰退,但这一次全球步入衰退,不可能依靠出口。” 斯蒂格利茨说。

　　除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之外,斯蒂格利茨认为,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也是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源所在。他指出,“根本问题是全球需求不足,现在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汇聚到美国,由美国来拉动消费,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全球需求不足问题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斯蒂格利茨认为,“当时世界银行和IMF处理得很糟糕,发展中国家认为必须要积累外汇储备。一个东南亚国家的首相非常坦白地说,1997年金融危机让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一旦陷入支付危机而向IMF求救,其附加条款要求的一系列紧缩政策会让本国经济长期衰退。”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3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9 11:18 编辑 ]

杰亮

　　单个国家的理性决策,导致全球都在积累资金,而不是进行消费。这就导致全球最富裕的美国,需要入不敷出的花钱,今天去花明天的钱,从而保证全球经济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说,“这种增长模式本身就是畸形的,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全球经济根本性的问题？现有的解决危机的机制是否有效？在对斯蒂格利茨采访之中,本报记者试图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拒绝IMF的理由

　　《21世纪》:在3月14日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中国也与其它成员国一样,承诺为IMF提供更多资金,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这个决定？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中国更应该为新的援助机制,或者区域性的货币共同基金提供资金,而不是把钱给IMF。

　　《21世纪》:你在演讲中提到,全球需求不足是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有能力的国家必须帮助那些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刺激经济,但你又强调各国向IMF提供资金并非最佳选择,这是为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们需要让分配救助资金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以往我们给予IMF这个机构过大的权力。而IMF自身在治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一直在倡导去监管化,而这正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而IMF以前的贷款一般都有附加条款要求实行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因为这些附加条件,实际上很多国家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并不情愿去找IMF。而我们需要所有的国家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全球需求不足,这样就有必要去创造新的援助贷款机制,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贷款机构。

　　

考虑注资区域性的货币稳定基金

　　《21世纪》:但如果不对IMF注资的话,各国还有其他选择吗？你认为将由什么机构来代替IMF实施资金管理的职能？

　　斯蒂格利茨:作为联合国大会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协会专家组的主席,我非常乐意向愿意出资的各国推荐这个机构。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报告,去探讨进行这一项变革的具体步骤。在新贷款机制的监管体制方面,我们会广泛考虑发展中国家以及出资者的利益。比如,“国家事务不受外部干扰”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但IMF就没有很好地尊重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中国至少应该找一个尊重自己基本原则的机构进行注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完全可以迅速建立一个新的贷款机制。

　　我觉得中国提供资金帮助别国刺激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援助模式必须要有可持续性,也符合中国一直以来所要求的基本原则。如果新的贷款机制不能迅速建立,中国可以先考虑一些区域性的货币稳定基金,比如清迈协议所倡导建立的亚洲区域性外汇储备基金（规模确定为1200亿美元,但由于中日韩三方出资比率尚未确定,还未注资）,再比如南美洲部分国家组建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FLAR。这些基金都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21世纪》:你率领的联合国专家组正在寻求更好的调动贷款机制,目前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斯蒂格利茨:我们在未来几周内就会做出一个方案,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创造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21世纪》:你目前就职的联合国大会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改革协会,是否打算建立一个新的IMF？

　　斯蒂格利茨:不是新的IMF,我们希望所建立的机构的职责不会像IMF那么广,而是专注于建立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21世纪》:你既然认为美元本位的外汇储备体系问题很大,欧元美元二元储备体系则更加糟糕,那么你如何定义理想中的外汇储备体系？

　　斯蒂格利茨:我说的这个全球外汇储备系统,有一点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是一种新的信用货币,但并非由IMF所主导。类似于清迈协议那样,各国按照份额注入资金,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渠道来创造一种新的全球硬通货,各国持有这种新的货币,并且承诺进行兑换。现在的SDR在外汇储备中所起的作用太小了,我们要更加频繁的利用这种新创造的国际货币来平衡国际收支,而且以前SDR在分配上倾向于发达国家,未来的国际货币的份额应该更加公平地进行分配。

　　《21世纪》:如何建立这一个全新的全球货币体系？是自上而下地签订全球统一协定,还是自下而上从区域性货币基金入手逐渐走向联合？你认为走哪一条路的成功率比较高？

　　斯蒂格利茨:签订全球协定建立统一的全球货币体系肯定是最理想的模式,但从清迈协议和南美洲FLAR起步的可操作性要高很多。因为,美国肯定会拒绝放弃发行美元这种全球货币从而以低成本获得各国资金的资格。但反过来看,如果所有国家都选择了新的货币体系,美国的那个优势也就自然丧失了。

　　

G20峰会或将受阻于“细节里的魔鬼”

　　《21世纪》:你对4月份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有什么预期？各国是否能够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框架,来扭转全球经济衰退？
　　斯蒂格利茨: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提出一些合作机制,会谈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加强监管的必要性、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但他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我的意思是,各国将很难针对一些复杂问题达成共识,比如说加强监管的程度方面,欧洲期望的监管强度肯定要比美国高,二者很难协调。各国都会宣称欢迎强劲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我们很难去量化评估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之中各国所做的贡献。就算是美国这一个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刺激经济方面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联邦政府现在推出2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增加开支,但根据最近的预测数据,各个州政府每年的收入总共要减少1500亿到2000亿美元,其支出也将相应减少。两相抵消之后,美国每年经济刺激计划仅有2000亿美元,不足GDP的2%,远远不够。

　　而世界各国都会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那就更难达成一致。各国都会同意说要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我觉得美国更愿意说,IMF应该从更多国家借钱来帮助美国,我觉得在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上,G20很难达成共识。

　　

《21世纪》:G20各国为何会产生这些分歧？

　　斯蒂格利茨:产生分歧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发达工业国希望支持IMF,因为这是由他们控制的,他们甚至宣称IMF是他们的机构;第二,美国希望IMF向其他国家募资,但问题是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向IMF这样一个理念与本国差异巨大的机构提供资金？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3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19 11: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