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目录】
(1)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 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第1－第6楼)
(2)刘吉：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第7－第12楼)
(3)肖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第13－第15楼)
   资料:黄光裕案代表官商勾结的新水平(第16－第18楼)
(4)张维迎：全球金融危机与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第19－第22楼)
(5)俞可平：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第23－第27楼)

中国基本完成经济体制转轨 未来应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未来，我们应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有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为15年。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 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

中国必须转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困难？民间消费为什么难以增长？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少而资源消耗又这么多？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0 09:38 编辑 ]

杰亮

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为了改变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国富民穷”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 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份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产权注入其中，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 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

让公民个人直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国有企业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是原来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 ”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全民享受国企分红，一是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

如果收入和财产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拥有，那么，对轻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远远更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会减少。由此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将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从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逐渐转变为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依赖。民有化改革也能缓和国有制与法治间的矛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 10:48 编辑 ]

杰亮

许小年：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繁荣 还要法治严明政治廉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相当于个人生命的大半，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却只是转眼的瞬间。在这短暂的瞬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激动人心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在我们七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与这六十年相比拟。一个旧的篇章在这里结束，崭新的一幕在这里徐徐拉开。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奋斗以求生存。共和国的六十年标志着民族历史上的最伟大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不再为生存担忧，十三亿人伸开双臂拥抱一个发展的全新时代。不仅民族和国家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单元——中国人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冲动，共和国六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源于黄河与长江的两大流域的中华文明，自古处于四面开放之地，中央帝国面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无险可守。这些今天看来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词语，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形势之严峻，近代更有列强从海上入侵，几乎摧毁了一个悠久的农耕文明。如何在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冲击下生存，始终是古代中国的首要课题。

为了生存，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体系被建立起来，管理庞大帝国的所有事务。农业经济的仅有剩余，由税收系统输往首都，供养一支常备军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对外抗击蛮族的侵扰，对内维持社会的稳定。官吏不仅负责财税、公共工程、商业和司法，而且要发扬和解释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维护帝国的大一统。自秦、汉以来，这种格局就成为定式，两千年间，皇朝不断更迭，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本结构却始终未变。

在这一格局下，个人的发展让位于民族的生存。个人的发展既无物质基础，因为农业剩余已被国家消耗殆尽，也没有宽容的社会空间，任何对正统的偏离都被认为是困惑和混乱的源头，都被政府以危及帝国的稳定为名，严格地予以禁止。

民族生存与个人发展的冲突在近代达到了高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无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直到甲午战败，才有民族的先觉者对比西洋的崛起，检讨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个人意识与人文精神在“五四运动”中曾有过一时的兴盛，但很快就被日本侵华的隆隆炮声所淹没，民族的生存又 一次压倒了个人的发展。

共和国建立之后，依靠中国人的勤奋与节俭，我们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保障民族生存的工业与国防体系。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站在历史的高度，勇敢地推出了改革与开放两个政策，历史性地突破了两千年的传统格局，在短短的时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彻底地摆脱了贫困，社会三十年间所达到的物质富裕程度，令汉唐盛世瞠乎其后。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人的权利与尊严，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共和国的十三亿公民将无愧于祖先，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书写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辉煌篇章。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 10:37 编辑 ]

杰亮

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 底层经济诉求缺乏表达渠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伟

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今年就可能排在美国和欧元区之后，成为全球 第三大经济体。按照简单的算术推算，即便考虑到人口因素，再有1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再有2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越欧美成为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些可能的辉煌背后，没有什么隐忧吗？有的。

第一，物质富足不意味着精神的富足。经济很重要，但不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全部，政治廉明和军事实力，区域共荣和民族和谐同样重要。经济很重要，但经 济繁荣的同时伴随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因此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社会学家、艺术家那么重要。

第二，经济增长到底有无道德和人性制约的底线。GDP是总量概念，既不反映结构也不反映绩效。就结构而言，资本和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分到的份额不断膨胀，而劳动力和创新的份额则在滑坡。尤其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日渐减少，政府所得份额却上升，无论如何有悖藏富于民的常识。就绩效而言，中国占了GDP高速增长便宜的同时，却也吃了亏，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粗放的增长罔顾环境、资源、人的健康和尊严甚至地球的未来。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力之间的落差拉大，区域和城乡的落差也无收缩。各项经济增长指标，甚至层层分解到乡和街道办这样的基层，令人叹为观止。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蛛网开始盘根错节，底层的政治甚至经济诉求缺乏善意合理表达的渠道。地方不服管束、群体性事件因偶然的导火索而猛烈爆发的风险日增。各种突发事件往往一旦爆发就直接进入善后，恰恰跳过了透明适当的处置过程。

第四，盛世繁荣的迷恋情结日益严重，改革创新成为习以为常的口头禅。凝聚力和紧迫感的下降，使得中国看起来躯体日益庞大，但肢体协调性柔韧性不断下降，思维和内心世界纷乱莫测的巨人。

已经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精神的力量往往在超越禁锢的同时，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 10:45 编辑 ]

杰亮

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

万科董事局主席 王石

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而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

60年是历史学家的时间单位。成熟的企业家应该有10年左右的长期战略规划，至于60年的跨度，就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范畴，更别说要企业家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60年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尝试从眼前的趋势去谈未来。

从消费模式看，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保持了谨慎的消费观念。2008年我们的储蓄率是51.3%，是美国人的4.28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烦恼，但在金融海啸来临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甜蜜的烦恼。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现在看来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从分配模式看，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各种渠道的统计数据之间有差异，但基本的认识是：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社会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并且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

从生产模式看，我们的GDP占世界总量7.3%，但是为此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耗的16%，钢铁消费量占世界四分之一，水泥消耗占世界一半以上。中国的产值不到美国的30%，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不用60年，只用10－2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GDP世界第一的国家，那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到那时，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富豪来自中国；同时，在广袤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那时候，我们一个国家就可以用掉今天全球的钢铁和水泥产量，还会有短缺。我们的碳排放将是今天的10倍……无须更多推想，我们今天就已经面临这些问题：大气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环境问 题，贫富分化、犯罪增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产业调整只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以这种模式高速增长，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所湮没，对个人、企业、环境和社会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也在反思它的发展模式，并且谋求改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美国的标准能耗产出效率只有日本的36%，美国还一直存在超前消费的文化。奥巴马上台后谋求的两大改革：医疗和社会福利方案、新能源计划，以及对个人信贷政策的审视，都是有针对性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利用的土地、能源和资源都远远少于美国，面临的挑战也要大得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我相信，未来的商业机会和危机，都潜伏在这个模式转变之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 10:58 编辑 ]

杰亮

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或被百分之一百高估

独立经济学家 谢国忠

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

资产泡沫是所有大型经济体的宿命，中国也不例外。每次的泡沫都始于一个传说：日本是第一个传说，然后是东亚奇迹，再是互联网狂热，以及金融创新是如何忽视风险的。

目前的泡沫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一个恐怖的传说：纸钞的价值将会蒸发缩小，因此，你应该用它买点什么——买任何东西。这个最新的传说的吸引力在于，经济变得不重要了。世界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那又如何？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那又如何？我们刚刚从纸钞的危险中逃离，对不对？更好的做法是借钱购买资产。这时应轮到银行贷款政策发挥作用了。但是，银行的放贷意愿越高，资产市场越热。

因恐惧通货膨胀而产生的泡沫将在适当的时候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钞正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之差的速度贬值。如果通货膨胀率为6%，银行存款利率是2%，纸钞每年会贬值4%，或每月0.33%。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可能被百分之一百高估了。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这个故事根本不会维持太久就会结束。

当有些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泡沫就破灭了。而中国能改变泡沫经济最终破灭的宿命吗?

出处:「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3 08:55 编辑 ]

杰亮

中国改革30年三种前景

刘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2009年以后的3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最后“左”派上台；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有可能出现，但概率大不同：第一种是90%，后两种各为5%。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已在纪念大会上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历史画了一个句号，又是一个崭新的起点。2009年以后的30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期间，最有可能出现三种前景，请允许我作如下预测。

　　一、第一种前景：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

　　这就要做五件大事：

　　1.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在国有企业、金融资本、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些改革中，认真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败的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努力结合中国国情（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

　　2.加速完成工业化，赶上科业化

　　工业化最本质的标志是农民阶级的消亡。当今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西欧约3%，日本也在5%以下。而且这些农业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小生产农民，而是农业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农业工人和企业主。资本主义是通过残酷的方式（例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美国为解放黑奴农民打了一场南北内战）消灭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实现农民阶级的消亡（例如农民进城当工人或其他职业，以及农民后代接受现代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靠国家扶贫支农，即支持小农经济是永远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三农问题”惟一地只能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阶级消亡来实现。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源源不断提供了廉价自由劳动力，这是工业化必须的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下后发工业化竞争力所在，理应推动。这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共同规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3 09:28 编辑 ]

杰亮

　什么是科业化？

　　21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了科业革命和科业化的历史进程。科业化宣告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代之以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是以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为主体、以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为社会主导产业、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全新社会。美欧先进发达国家已经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一场科业革命，中国应该及时赶上，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措施，把教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真正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

　　3.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分配

　　代替小农经济小生产要求的“平均主义”分配、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两极分化”分配，将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

　　要“各尽所能”，就必须经济可持续高涨与人的解放和自由流动。前者保证人们充分就业，后者保证人人通过社会实践确立最能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岗位。而而只有“各取所值”，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展现才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最佳效率。人的天赋才能有大有小，即使通过平等权利的教育和工作实践，各自展现的才能仍然有大有小，有天才也有弱智，大多数居中，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因此，按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分配的结果，人们的收入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既有相当的差距，又是中等收入居多，即所谓“橄榄型”分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主体。这是高效率与高公平的完美统一，从而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因此，评判社会主义建设好坏成败，贫富差距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才是关键的。如果中等收入阶层达到60%-80%，乃至更高，社会主义就一定公平而且高效，一定持续繁荣和稳定。

　　因此，党和国家今后30年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应以造就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为准绳。决策应认真倾听中等收入阶层的呼声，充分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不应无意或有意地损害它。

　　4.实行从中央集权郡县制向行政功能分工制转变

　　秦始皇鉴于中国古代分封制长期内乱和亡国的教训，创建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郡县制与小生产的农业经济相适应: 保证了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社会和国家的完整统一与持续和平，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完美强大。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与小农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郡县行政事务简单（收税和处理刑事纠纷）相适应，从而几千年虽然有改朝换代的代价，但制度一直相当稳定。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形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实质讲基本上仍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它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政治保障。但它本质上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特别是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集权郡县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必将发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成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根本改革，造就与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功能分工制”。其要点如下：

　　（1）政企分开，政府不管微观经济，不管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在遵守市场经济法律的前提下在统一市场中自由驰骋。

　　（2）中央政府统管一切政治权力，即掌握军事、外交、公安、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器，确保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由于宏观经济兴衰关系政局和社会稳定，因此宏观经济调控也属政治权力之列。

　　（3）地方政府职能主要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等，以创造优良的地方经济发展环境。

　　（4）基层政府与人民群众直接接触，主要功能是关注人民群众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5）广泛发展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实行人民自治的各项文化和道德建设活动。

　　5.wdGCD改革

　　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文化传统深厚、经济基础薄弱、国土辽阔而发展十分不平衡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先进的领导核心，就会一盘散沙，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不断地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中华民族要实现自己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这个领导核心历史地落在中国wdGCD身上，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它。

杰亮

中国wdGCD已经成功地领导了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今后30年还要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使命。历史责任极其重大，历史任务极其艰巨。现代化事业要求现代化的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作为领导的wdGCD也必须改造自己。首先要彻底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领导党。

　　党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党内民主和如何接受人民的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党不会犯重大错误，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保证党不会蜕化变质，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做到上述，具体重点应建立下列机制：

　　（1）人民群众推荐党员、监督党员和罢免党员。wdGCD发展党员必须经过所在支部的群众推荐，或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得到所在支部群众半数以上的同意。群众推荐虽然不一定能推荐出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和德才兼备的人才，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绝不会同意坏人、小人入党。若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有半数群众不同意，至少说明他联系群众不够，也应等他改正这一重大缺点后才可入党。罢免党员的道理也是如此。只有人民群众有推荐权和罢免权，才有真正的监督。

　　（2）提高党员质量水平。党员条件中除现行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政治条件外，应加入若干有具体可操作、可考核的内容。例如，wdGCD员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无条件地无偿献血和捐献骨髓移植。没有两次献血记录或拒绝骨髓移植者不得入党或党员除名；党员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逝世后必须无条件贡献遗体，供医用器官移植，对人民作最后贡献，等等，这才叫和平年代“与人民血肉相连”；再如党员必须站在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前列，当人民群众受坏人侵害而袖手旁观者，立即开除党籍；党员遗产中一半捐给慈善事业，等等。党既然是“三个代表”，因此对党员的文化程度也必须有相应要求，文盲和高中以下文化、读不懂《wdGCD宣言》者不得入党。文化不够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先补文化。

　　（3）基层支部和党委领导，必须由党员自由地民主直选。县以上党委是代表大会选举，但代表必须是基层党委直选。党委候选人必须不等额，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政见竞争，经代表充分自由的评议后无记名投票。县以上党委成员必须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4）各级党委实行民主科学决策。必须事先予党委成员同等信息，充分自由讨论、无记名投票后真正保证少数服从多数，决议后必须多数尊重少数。必须用党纪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力，一切通过实践检验。及时反馈实践结果，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各党委成员在党委决策中的态度和见解，必须记录在案并通报下级党委和相应的党代表，让党员了解领导、选择领导。

　　（5）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应成为民主科学决策的模范。应有更严格的民主科学机制，在政治竞争中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择。

　　（6）严格党内监督。党的纪委的基本任务是：监督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贯彻；监督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行为；对公检法党委及其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公正执法。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独立执行任务。

　　要言之，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参加wdGCD，在wdGCD内实行民主科学机制选拔各级领导和决策，从而保证wdGCD不犯重大政治错误和蜕化变质。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通过wdGCD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从政治体制上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今后30年实现伟大复兴。

杰亮

　二、第二种前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踟蹰不前，“左”派上台

　　“左”派前30年来一以贯之反对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根本对立。他们有时自称不反对改革，而是要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30年的实践证明：他们除了不断用前苏联和1957年以来特别是“wenge”大批判的观点不断批判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外，未见一项像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议。他们长期利用网络乃至若干传媒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指责基本小康下的收入差距是“两极分化”，把中国和平发展前进中的不足，如医疗、读大学、住房等困难，丑化为“新的三座大山”，一句话——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还呼应海外右派不时刮起攻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什么“旋风”。

　　当代中国的“左”派有哪些基本特点呢？

　　（1）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善于引经据典，背诵经典文献词句，就是不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结合，不能也不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贯彻者。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它反映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平均主义分配、帝王个人崇拜、崇尚暴力斗争等。一句话——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封建主义，至少是混杂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怪胎。

　　（3）坚决全面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理想出发，而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无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因此虽然十分坚决，也只是维护封建主义失去的天堂。

　　（4）主张阶级斗争为纲到底，反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争取和谐世界。

　　那么，这样的“左”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清算，为什么30年还没有绝种？原因是多方面的：

　　（1）“左”派的迷惑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号，颇能迷惑一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的年轻人。他们制造出“草根”、“弱势群体”的理念，以代言人自居，宣扬小生产意识，颇能迷惑一些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他们挑剔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颇能迷惑一些不明事理的群众。

　　（2）wdGCD内宁“左”勿右的传统影响。某些建党理论始终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教育问题，右是殊死斗争问题。这个传统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其实，“左”右在初起时都是认识问题，经过多次反复教育而不改，都必定是立场问题。

　　（3）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今日中国仍有62%的农业人口。许多城市工人乃至知识分子刚从农民阶级转化而来。党和国家干部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农民子弟。如此巨大的社会基础正是产生“左”派的温床，也是“左”派观点传播的市场。

　　（4）利用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宽容，与党进行“合法斗争”。

　　设想一下，如果“左”派上台，中国将是什么局面？

　　重搞阶级斗争，推动世界革命。重操他们熟练的“wenge”式宣传，大规模揭露改革开放中某些不足和个别阴暗事实（如官员腐败、富人荒淫）。抓住一点，上纲上线，血泪控诉……顿时搞乱社会舆论和价值理念。于是在“纠正市场经济错误”下，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在“公平”、“共享”的名义下实行“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等等，引起某些“草根”、“弱势群众”狂热欢呼。由于当今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人民生活已基本小康，外汇储备二万多亿美元，一句话——改革开放聚集了相当的社会财富，足够“左”派折腾几年。

　　但是“左”派上台寿命绝不会长的。在社会混乱下，外资必将迅速撤离，广大企业主和社会精英不断大规模外迁，最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败光，中国人又回到共同贫穷。wdGCD又一次错过人民给予的机会，人民不再谅解wdGCD了。于是，中国必将出现“叶利钦式”的“英雄”，推倒“左”派统治，同时埋葬共产主义。天下大乱，可能要延续许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再一次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