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印度式民主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稳定从实质上看并不是矛盾命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是更高层次的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进程不仅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的内在负面影响,而且还将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的外在负面影响,包括中央权威问题、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这恰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的国情考量。我国应当消除“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伪命题干扰。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结合现实国情,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合理设计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尽可能将政治民主化及其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作者李昌庚,1971生于江苏扬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经济法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民主宪政等。本文为李昌庚主持的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课题编号:D0803)阶段性成果之一。
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和平衡
作者:李昌庚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稳定问题,学术界讨论已经很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社会稳定的内涵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社会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稳定。比如邓伟志、沈跃萍等人提出,“任何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政治要民主,就必然要从静态有序的政治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1]陶德麟、汪信砚等人认为,“社会稳定不是指社会生活的稳而不动、静止不变,而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2]丁水木、陆晓文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是指一种全面有效的社会管理条件下的社会相对有序状态。”[3]黄建钢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从社会不稳定发展而来的,而社会不稳定又是从社会稳定变化而来的。”[4]李笃武认为,“社会稳定要由静态有序的稳定转向动态有序的稳定。”[5]曹德本也认为,“社会稳定作为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发展,而且是发展的理想状态。”[6]等等。邓小平早就说过,“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僵化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足以值得我们反思。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以及中国有些学者均有论述。当帝国列强打开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8]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稳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无需再加以详细论证。总之,笔者认为,我们所讲的社会稳定应是相对的的稳定,动态的稳定。所谓社会稳定,是指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和释放,并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它本身就容纳了社会上所有富有理性的、合理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9]这种共识是学术交流的共同平台,也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理论前提。
我国近现代以来第一次社会转型时期是在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但由于日本侵略等原因而中断。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但由于教条主义等因素而发生严重畸形。当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政治民主化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社会极易不稳定时期。这是所有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现代化变化的速度愈快,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就越来越大。”[10]他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则引发不稳定。”[11]针对20世纪60年代许多亚非拉国家民主政治的失败,社会的动荡和经济发展的缓慢,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不可兼得,其中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更是如此。[12]为此,塞缪尔.p.亨廷顿当初极力推崇权威政治,甚至不惜牺牲自由和权利为代价,采取专制的方法来维护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他的这本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备受关注。我国有些学者也认为,“西式民主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往往是连续不断的动荡和缓慢的经济发展。”[13]有些学者常以此为例,即印度的民主并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却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14]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很多学者仅仅关注了塞缪尔.p.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但却忽视了塞缪尔.p.亨廷顿后来对自己观点的修正,即认为权威主义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最能保证政治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15]而且,有些学者仅仅看见印度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面,但却没有看见印度民主给印度带来政治稳定的另一面;[16]仅仅看见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面,但却忽视了权威政治的经济神话后来逐渐破产的另一面。[17]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学者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稳定的相互“矛盾”关系并没有给予清晰明确的回答,并因此极力推崇塞缪尔.p.亨廷顿早期的权威政治观点,那么在中国这种具有集权传统的政治土壤中很容易支持一个集权的政府,并因此过分地强调“稳定”而可能丧失或进一步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有些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民主化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并认识到不能以强调“稳定”而牺牲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是必然趋势,并提出“民主立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稳定两难命题的基本政治途径。”[18]但是,可能基于敏感话题或知识的局限而回避了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及其政治民主化?如何在现代化及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尽可能降低对社会稳定的负面效果?而只是泛泛地谈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绕开主题讨论浅层次的腐败问题、农民工问题、人口流动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甚至高校问题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其对策。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即我国现代化及其政治民主化进程可能更容易激化已经存在的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尤其民族问题,从而更深层次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其实,其他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是暂时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而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则关系到我们能否吸取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能否真正长治久安。由此可见,现有的许多研究不能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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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8-9 09:30 编辑 ]